最后的一次点名开始。这次点名以后牢房就要上锁了，每一把锁都是专用的，于是囚犯们被反锁在里面直至天明。
点名是由一名士官和两名士兵进行的。为此有时让囚犯们在院子里列队，来的还有警卫队的一名军官。不过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以家常的方式进行的：就在牢房里点名。现在就是这样。那些点名的人常常会记错、算错，他们走了，又会再回来。最后可怜的卫兵们算出了预期的数字，便将牢房锁上。牢房里住着近三十名囚犯，都挤在木板通铺上。睡觉还太早。看来人人都得找点儿事情干才行。
留在牢房里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残疾军人，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每间牢房还有一名囚犯当室长，是少校教官亲自指定的，当然是因为他操行良好。不过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室长自己干坏事时被捉住；于是他受到鞭挞，立刻被撤职，由别人来取代他。我们牢房的室长竟然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时常会对囚犯们呵斥几句。囚犯们通常是报以嘲讽。残疾军人比他聪明，对什么都不加干预，要是他偶尔动动嘴皮子，也不过是出于礼貌，求得心安而已。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缝制靴子。囚犯们对他几乎是毫不理会。
这是我开始牢狱生活的第一天，我从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我深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的结论是：所有的非囚犯，不管是谁，从那些与囚犯们有直接关系的押送兵和卫兵，到所有与苦役犯生活多少打过交道的人们——不知怎么都对囚犯抱有过于夸张的看法。他们仿佛随时都在不安地等待，囚犯会突然拿刀扑向他们中的某个人。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人是畏惧他们的，而这似乎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其实对囚犯们来说，最好的长官往往正是那个不怕他们的长官。而且总的说来，尽管胆大妄为，囚犯们自己只有在受到人们信任的时候才会特别愉快。这种信任甚至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在我入狱期间，虽然非常罕见，但有的长官曾不带卫兵就顺便走进监狱。应当看到，这使囚犯多么惊讶啊，而这是善意的惊讶。这样无所畏惧的来访者总是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本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有他在场也就不会发生了。凡是有囚犯的地方，就会有囚犯所引起的恐惧，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种恐惧究竟是因何而起。当然，这是有某种缘由的，首先就是被公认为匪徒的囚犯的那种外表；此外，任何人在走近苦役犯的时候都会觉得，这群人聚集在这里并非出于自愿，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可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行尸走肉：他仍然有感情，有报复和求生的渴望，有欲望和获得满足的需要。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囚犯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那么急促地拿刀扑向另一个人的。总之，即使可能有危险，即使这种可能性偶尔会成为现实，而这类不幸事件既然如此罕有，那就可以干脆得出结论，危险是微不足道的。不言而喻，我现在讲的只是已经判决的犯人，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很高兴终于来到了监狱（新的生活有时竟那么美好！），因而很想平静、安宁地活下去；不但如此，对其中的一些实在不安分的人，他们自己就会加以约束，不让他们太放肆。每一名苦役犯不论他多么胆大妄为，在服苦役期间总是有所忌惮的。至于候审的犯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的犯人的确会无缘无故地随便攻击别人，唯一的原因是，比如说，明天他要受到惩罚了；如果挑起新的事端，那么惩罚自然也就会推迟。这种攻击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改变得越快越好。在这方面，我甚至了解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奇特事例。
在我们监狱里有一个军事类的囚犯，是一名士兵，他没有被褫夺公权，依法入狱服刑两年，是个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家伙。一般地说，兼有吹牛和胆小这两种特点的俄军士兵为数极少。我们的士兵看样子总是忙得很，就是想吹牛也没有时间。不过，要是他爱吹牛，那么他就几乎一定是懒汉和胆小鬼。杜托夫（该囚犯的姓）终于服刑期满，出狱回到正规部队。可是像他这样被送进监狱改造的人，在大牢里已经散漫惯了，所以通常他们在外面只待上两三个星期，就又会受到法庭审判，重新回到监狱，不过已经不是服刑两三年，而是属于“长期服刑”的一类，要服刑十五或二十年。事情的经过正是这样。出狱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杜托夫撬锁行窃；除此之外，还出言不逊，无理取闹。他被送交法庭审判，决定予以严惩。他对眼前要受到的惩罚吓得要命、怕得要死，这个怪可怜的胆小鬼在他要通过队列挨树条抽打的前一天竟持刀直扑走进囚室的警卫队军官。当然，他很清楚，这种行为将格外加重对他的判决，并大大增加服苦役的期限。而他的用意恰恰在于，要把惩罚的可怕时刻哪怕推迟几天、几小时也好！这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持刀扑上去后，甚至不敢伤及军官，一切都只是装装样子，只是为了有一个新的犯罪事实，因而又开始对他进行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