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四十年的道歉(2)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凶杀案，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KKK的谋杀案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方，大家预料，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政治气氛浓厚”的刑事审判。
　　法官斯凯尔顿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军官，还是一个前检察官。是一个公认的“非常好、也非常杰出的绅士”。在开审前，在他写的二十七页对大陪审团的要求中，特地写了要求陪审员放下偏见的条文，“本法庭保护进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权利。不论他是穷是富，不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红种人还是黄种人”。法官要求陪审员放弃一切偏见，“平静地”权衡证据，作出判断。可是，在斯凯尔顿法官对大陪审团讲话的时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听众群演说，他表达了一些政治见解。甚至阐述了自己对新的《民权法》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民权法》中，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干预了业主历来拥有的一些权利，这在有着悠久自由经济传统的美国，是特别引发争议的。他认为这样的立法，“将是葬送这个国家自由的一个开端”。斯凯尔顿法官对陪审员的讲话很不寻常。似乎预示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始终无可避免地成为这场刑事审判的背景。
 
　　在今天，麦迪逊县的后一代，已经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个白人和三个黑人，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谋杀也没有任何金钱利益的动机。在今天，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回头去看，都说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谋杀。可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赫德森是当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说，这三个白人是KKK极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仅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此，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虽然是错的，至今仍然是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开审是在1964年的8月，检察官请出的第一轮证人是和培尼军官同车的两个预备役军人。他们讲述了那个恐怖夜晚的经历，可是，事发时，他们两人都还在睡梦之中，惊醒后全力试图控制车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从“目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证词不能“扣住”罪犯。
　　检方的主要证人是为枪手们开车的兰奇。由于兰奇也是涉案者，在开审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在开审前，兰奇临到上阵的最后关头，突然拒绝出来作证。他宣称自己在牢里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扰，情绪低落到极点，因此现在他可能不负责任地作证和签字，所以不能出庭。证人葛斯塔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经过检辩双方的反复争辩，最后兰奇和葛斯塔在调查阶段对联邦探员的交代，还是被法官斯凯尔顿同意呈堂。在美国宪法中，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人。证人要当场宣誓说实话。可是，依据佐治亚州当时的一条法律，法官有权决定，这样的书面证词是否可以呈堂。这条容许“未经誓言证词”的法律，后来被判定是违宪而废除，这是后话了。可是，法官斯凯尔顿也同意两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双方律师询问，只发表一个自己和凶杀无关的声明。大概是对第一个决定的平衡吧。
　　这样，兰奇和葛斯塔虽然没有出庭作证，可是当时宣读的他们的交代证言，是合法的证据。
　　在结辩的时候，州检察官对陪审员们说，他认为兰奇和葛斯塔对联邦探员的交代，是压倒性的证据。他称被告是“冷血谋杀者”，他试图唤起陪审员们对这个黑人的恻隐之心。检察官告诉他们，培尼军官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也会感觉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军官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和被告一样，和陪审员们一样，也和检察官一样。“绅士们，请拿出勇气，做一个正确的抉择。”“让我们向世界宣告，他们从佐治亚州的雅典市跑到我们县里来杀人，我们麦迪逊县是反对的。向全世界宣告，这是错的。”州检察官提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
　　辩护律师赫德森的辩护焦点，是强调，他认为证人兰奇的证词是“被强迫提供的”，还指出心理医生证明兰奇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可是，另一名辩护律师达西，几乎把辩护集中在挑起种族话题。他的结辩带有极大的煽动性，甚至提到联邦政府意图陷害南方白人的谣言。他还对陪审员们说：“别让人家说，我们麦迪逊县的陪审团是在把电椅变成一个祭坛，用我们人类成员的新鲜纯净的肉体，去满足那些愤怒暴徒们野蛮未开化的、充满报复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们是白人的陪审团。”
　　是的，十二名陪审员全部是当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们的邻居们。据说，他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员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个小时，陪审团就作出了“被告无罪”的裁决。
　　由于此案发生在1964年《民权法》生效后的第九天，所以虽然对谋杀罪的起诉失败了，但有了这个法，联邦政府就能够以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名义再次起诉。对雅典市这两名嫌犯侵犯民权的再次起诉，是在案发将近两年之后。
　　在1966年6月的这次联邦审判中，还是借用了麦迪逊县的同一个法院大楼，同样还是当地的白人陪审员。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别判处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谋杀罪审判中，证人拒绝作证，在当时是可以预料到的，当地白人民众普遍有种族歧视观念，证人必然会感受民众的压力。即使证据充分，陪审团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也仍然是可以预料的。在陪审团开脱证据确凿的谋杀罪的背后，是四十年前当地南方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立场：他们不认为一个黑人的生命和一个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这个立场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观念，平时他们不必作出声明和表态张扬，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清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出现，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极端反对种族平等而要出去杀人，还是极为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民众勤勤恳恳劳动，他们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们有种族偏见，看不起黑人，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去谋杀。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标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两名凶手都是有些问题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权法》审判的时候，就因开枪打伤自己的妻子，已经坐在牢里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桩谋杀案尖锐地把问题挑开了：白人杀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处白人死刑吗？假如同样的证据证明是黑人杀了白人，你还会裁定被告无罪吗？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审员是随机抽样而来的普通麦迪逊公民，他们被看作是麦迪逊县的、佐治亚州的甚至是南方这几个州的白人民众的象征。于是平时只是隐隐约约存在的这种对生命价值的不平等看待，这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一个个人隐私式的观念，终于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无遮拦地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