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那儿，我还碰到我的另外两位老同学。他们大概在谈论一件很重要的事。对我的到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几乎毫不理会，这甚至有点奇怪，因为我跟他们已经多年不见。显然，他们把我看成了一只最普通的苍蝇。甚至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这样鄙视我，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恨我。我当然明白，他们现在不把我放在眼里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仕途失意，因为我太不修边幅了，穿得邋邋遢遢，等等，等等，在他们眼里我简直就是块没有能耐和地位低下的活招牌。但是我还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么鄙视我。西蒙诺夫对我的到来甚至感到惊讶。这一切都使我很尴尬；我有点苦恼地坐了下来，开始听他们说什么。
这些先生正在认真地，甚至热烈地谈论他们想在明天举行的送别宴，他们想一起聚餐，给一位当军官的他们的同学兹韦尔科夫送行——他将远行，到外省去工作。兹韦尔科夫先生也一直是我的中学同学。从高年级起我就特别恨他。在低年级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既漂亮而又活泼的小男孩罢了。然而还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就恨他，我恨他就因为他是个既漂亮而又活泼的小男孩。他的学习一直不好，而且越往后成绩越差；但是他却顺利地毕业了，因为他有靠山。他在我校上学的最后一年得了一笔遗产，有两百名农奴，因为我们都几乎很穷，他甚至在我们面前抖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但心肠还好，甚至在他因为有钱而神气活现的时候也一样。至于我们，虽然表面上摆出一副诚实而又高傲的样子，但却不切实际而又空话连篇，除了不多几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向兹韦尔科夫献媚讨好，于是他就更加夸夸其谈，大吹法螺。我们之所以讨好他，倒不是因为想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得天独厚，是个有福之人。而且不知怎么我们还习惯于认为兹韦尔科夫是个行家里手，为人机灵而又风度翩翩。最后这点使我尤为恼火。我恨他说起话来那种刺耳的、自以为是的声音，我恨他崇拜他自己说的俏皮话，其实他说的俏皮话非常蠢，虽然他口没遮拦，敢于乱说；我恨他那张虽然漂亮但却愚蠢的脸蛋（不过，我倒很乐意用我这张聪明的脸同他交换），以及他那种四十年代军官们的无拘无束的举止。我恨他常常说他将怎样赢得女人的芳心（他不敢在他还没有取得军官的肩章之前，就开始同女人鬼混，因此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当军官），还说什么到时候他将动辄与人决斗。我记得，一向沉默寡言的我，突然跟兹韦尔科夫吵了起来，因为有一回在课余时间他跟同学胡侃，谈到他未来的风流韵事，谈到兴头上，竟像小狗在太阳下撒欢似的突然宣布，他将不放过他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乡下小妞，还说这叫droitdeseigneur，而庄稼汉们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们，并向所有这些大胡子混蛋加收一倍的租子。我们那些下流东西还向他鼓掌，我则跟他对骂，完全不是因为可怜那些姑娘和她们的父亲，而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对这么一个不足挂齿的人居然有人使劲鼓掌。我当时骂赢了，但是兹韦尔科夫，人虽然笨，却性格开朗而又放肆，居然一笑了之，甚至，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完全战胜他：他赢得了笑声。后来他又好几次赢了我，但是并无恶意，而是笑嘻嘻地、开玩笑似的，不经意地赢了。我恶狠狠地、轻蔑地不理他。他毕业后曾主动接近我，我没有十分拒绝，因为这使我很得意，但是我们很快也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后来我听说他当了中尉，在部队里很得意，还听说他经常饮酒作乐。后来又传来了其他风声——说他官运亨通。在街上，他已经不再跟我打招呼了，我疑心，他怕跟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打招呼有失他的身份。有一次我还在剧院里见过他，他坐在第三层的包厢里，肩上已经佩着穗带了。他正围着一位老将军的几位千金弯腰曲背地大献殷勤。这两三年中他变得不修边幅，虽然仍一如既往地英俊潇洒而又伶俐乖巧；他不知怎么显得有点浮肿，开始发胖了；看得出来，三十岁以前他肯定会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我那帮同学就是想给这么一个终于要离开这里的兹韦尔科夫设宴送行。这三年来他们跟他一直有来往，虽然他们自己在私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能同他平起平坐，我对这点深信不疑。
西蒙诺夫的两位客人中有一位叫费尔菲奇金，是个俄籍德国人——小个儿，尖嘴猴腮，一个对谁都取笑的蠢材，从低年级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卑鄙无耻而又大胆放肆，爱吹牛，自命不凡，而且非常爱面子，虽然，不用说，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是兹韦尔科夫的崇拜者之一，这些崇拜者出于私心拼命巴结他，常常向他借钱。西蒙诺夫的另一位客人叫特鲁多柳博夫，是个不起眼的小伙子，是个军人，高个儿，老板着脸，为人相当老实，但是他敬佩任何成功，只会谈论提拔和升迁。他跟兹韦尔科夫似乎是什么远亲，这（说句蠢话）就赋予他在我们中间以某种地位。他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对我的态度虽然不很礼貌，但还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