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九岁那会儿，怀着最强烈的espritdecorps(团队精神），我参加了一个叫“科曼切人俱乐部”的组织。上课日每天下午三点钟，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109街上的第165公立学校男生出口处，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由我们的酋长收集拢来。接着我们推推搡搡，挤进酋长的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货车，由他开车(根据他和我们的父母作出的收费安排)将我们带去中央公园。要是天气好，我们就玩上半个下午的橄榄球、是球或是棒球，主要看(这也是很随便的)什么球正好当令。要是逢下午有雨，酋长便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史博物馆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遇到星期天和大多数的法定假日，酋长便一大早来到我们各家公寓门口，把我们收进他那辆其貌不扬的客车，带我们离开曼哈顿进人相对较为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是帕利塞兹丘陵。倘若我们脑子里对哪项体育运动有具体想法，我们就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大小都合乎标准，对手队伍里绝不会包括一辆婴儿车或是一位拄着根拐棍脾气乖戾的老太婆。要是我们科曼切人一门心思要野营，那我们就上帕利塞兹去风餐露宿。(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六，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工地之间那段错综复杂的地带上，我迷路了。但我没有乱了方寸。我干脆在一个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坐了下来，尽管眼涓汪汪，仍然扣开我的饭盒照吃不误，我有一半把握，酋长准会找到我的。酋长没有一次丢掉过我们。)
在与科曼切俱乐部无关的时候，这位酋长就是家住斯塔腾岛的约翰•盖德苏德斯基了。他是个极端怕羞、和蔼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念法律，真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人。这里我无意列举他众多的成就与美德。就随便说几点吧，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没当上1926年全美橄榄球阻截手，而且谁都知道他曾被极其热情地邀请去纽约巨人棒球队参加试打，每当我们在球场上吵成一团时，他总能公正、冷静地作出裁决，他能让我们群情激奋，又能让大家顿时火气全消，他是排急解难的行家里手。我们每个人，从最矮小的顽童到个头最大的恶棍，无不热爱他与佩服他。
酋长1928年时的形象我仍然历历在目。如果希望能让人长高，我们全体科曼切人恨不得让他一下子变成个巨人，可是事与愿违，他是个只有五英尺三四英寸的矬墩——再多一点就没有了。他的头发黑里带蓝，倒是一点都不秃，他鼻子很大而且肉鼓鼓的，还有他的上身几乎跟他的腿一般长。他穿着皮夹克，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却窄了点儿而且斜着往下溜。可是当时，在我眼里，酋长简直水乳交融地荟萃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最上照的容貌的特色。
每天傍晚，天刚暗到眼看要输的一方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飞球或是球门区传球时，我们科曼切人就干脆耍赖皮，把出路寄托在酋长讲故事的天才上。在这时候，我们往往变成一伙非常起劲、急不可耐的小猴子，我们乱打乱闹——既用拳头又用尖声嘶叫…～争夺车子里靠酋长最近的座位。(车子里有两排并行的干草填塞的座位。左边那排有三个座位伸出去——那可是头等包厢——可以看到司机的删面。)等我们全坐定后酋长才爬进车子。接着他面朝后骑坐在他的司机座上，用他那刺耳的却又变化多端的男高音，给我们开讲“笑面人”故事的新段子。只要他一开口，我们的兴趣就始终不衰。“笑面人”正是科曼切人最爱听的那种故事。它说不定还有点经典作品的格局呢。这是一种能说到哪算到哪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仍然能让你魂牵梦萦。你回到家里还会念念不忘，哪怕是坐在水快漏光的浴盆里。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传教士夫妇的独子，婴儿时期就被中国土匪拐走。这对有钱的传教士夫妇(出于宗教信仰)拒绝付赎金，土匪们显然恼羞戚怒，便把小家伙的头夹在木匠用的台钳上，往紧拧了几圈。这种不寻常做法的结果是孩子长大后脑袋成了个不长头发的山核桃形状的球，脸上该长嘴的地方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椭圆形的大洞。鼻子则是两个塞满了肉的窟窿。因此，每当笑面人呼吸时，鼻子底下那个丑陋、邪恶的裂口便一张一缩，像是个(我简直亲眼看见似的)可怕的液泡。(笑面人的呼吸方式酋长不是向我们解释而是学给我们看的。)陌生人见到笑面人那张瘆人的脸顿时会昏死过去，熟人也都躲开他远远的。可是说也奇怪，土匪们却让他在匪巢周围游荡——只是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轻纱般的粉红面罩把自己的脸蒙上。这面罩不单让土匪免得看到他们养子的那张脸，而且还可以随时了解其行踪；在那样情况下，他总会发出一股强烈的鸦片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