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勒城去了。我使自己相信，我是想去见哈金的，但暗地里我是很想看看阿霞在做什么，她还会像昨天那样的“古怪”吗？我碰上他们两个人都在客厅里，真是怪事！——是不是由于我夜里和早晨都在思念俄罗斯——阿霞使我觉得全然是一个俄罗斯姑娘，是的，一个普通的姑娘，差不多就像一个女仆。她穿一件旧的小连衣裙，头发梳到耳朵后面，坐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用绷子绣花。她端庄、文静，似乎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她几乎没怎么说话，安详地不时看看自己手上的活儿。她的脸上露出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的平常的表情，使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家的卡佳和玛莎她们。似乎为了完成这种相似，她低声唱起了《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我看着她微微发黄的、变得暗淡的脸庞，想起了昨天的向往，我感到有点惋惜。天气非常好。哈金向我们宣布说，他今天要出去写生，我问他是否允许我陪他去，我会不会妨碍他？
“正相反，”他反驳说，“您可以给我提出好的建议。”
他戴上à la Van Dyck圆形礼帽，穿上短上衣，把硬纸板夹到腋下就出发了。我慢腾腾地跟在他的后面。阿霞留在家里。哈金出门时让她照应一下，别让汤太稀了，阿霞答应到厨房去看看。哈金走到我已经熟悉的那个山谷，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开始画一棵枝叶扶疏、有窟窿的老橡树。我躺到草地上，拿出本书。但我看了还不到两页，而他只是在纸上胡乱涂抹了一通；我们更多的是在议论，我可以说，议论得够聪明、够精辟的了。我们议论：到底应该怎样工作，应该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和我们时代艺术家的作用究竟何在。最后，哈金认定他“今天没有兴致”，躺到我的身边，到这时候我们年轻人的谈话才无拘无束流畅起来，一会儿热烈，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但说的几乎都是些俄国人非常乐意说的，含糊不清的话。我们聊够了，心里感到满足了，似乎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做成功了些什么，我们就回家了。我看到阿霞完全是我离开她时的那个样子；不论我如何努力地观察她——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一点故意扮演角色的迹象，我在她身上都没有发现。这一次不能再责备她不自然了。
“啊哈！”哈金说，“在强迫自己斋戒和忏悔呢。”
到了晚上，她毫不做作地打了几次哈欠，就早早地回自己的房里去了。我也很快地和哈金告别，回到家以后，已经什么也不向往了。这一天是在清醒的感觉中度过的。然而，记得躺下睡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
“这个姑娘真是条变色龙啊！”略加思索后，加了一句，“反正她不是他的妹妹。”
6
整整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每天都去看望哈金兄妹。阿霞似乎在躲避我，但那些我们认识的最初两天里使我大为吃惊的淘气事情，她一件也不干了。她好像暗地里在伤心或惶恐不安；她笑得也少了。我好奇地观察着她。
她的法语和德语讲得相当好。但处处可以看出，她从小没有受到女人的照料，受的是一种奇特的，不同寻常的教育，和哈金本人所受的教育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尽管他戴凡·戴克式礼帽，穿短上衣，可他身上依然散发出一种温和的、几乎是娇生惯养的大俄罗斯贵族的气息，而她不像个小姐；她所有的动作里有一种不安宁的东西——似乎这棵野生小树不久前才被嫁接，这种葡萄酒还在发酵。天生就害羞、胆怯，她为自己的羞怯而懊恼，出于懊恼，她强迫自己努力成为洒脱不羁的勇敢的人，但她并不是总能做到。我几次和她谈起她在俄罗斯的生活，谈起她的过去，可她都是不情愿地回答我的询问。然而，我还是了解到，出国以前她长久地住在乡村。有一次我碰上她在看书，她一个人。她两只手撑着脑袋，手指深深插入头发里，贪婪地一行行读着。
“好啊！”我走近她身旁说，“您真用功！”
她微微抬起头，傲慢并严厉地朝我看了看。
“您以为我只是会笑吗？”她低声说完就想离开……
我瞧了一眼书的标题：这是一本法国小说。
“然而，对您的选择我不敢恭维。”我说。
“可有什么好读呢？”她高声地说，她把书往桌上一扔，补充说，“那还不如去胡闹。”说完就跑到花园里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哈金读《赫尔曼与多罗泰》。阿霞起初总是在我们身边钻来钻去，后来突然停下，凑过耳朵来，轻轻地坐到我身边，一直听到我读完。第二天，我又认不出她了，我没有猜出她突然想当一个善于持家的、稳重的人，像多罗泰一样。总之，她对我是个有点难以捉摸的人。她自尊心强到极点，但她吸引着我，甚至我生她气的时候。只是有一点我越来越深信，那就是：她不是哈金的妹妹。他对待她不像是个当哥哥的：过于爱抚，过于宽容，同时又有点不得已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