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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友好地迎接我，温和地数落了我一顿。但阿霞，似乎是故意的，一看见我就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并按照自己的习惯，立刻跑开了。哈金有点发窘，在她身后低声含糊地说，她是个疯姑娘，请求我原谅她。说实话，我对阿霞非常恼火。我本来就够不自在的了，而现在又是这种不自然的大笑，这种奇怪的矫揉造作。然而，我装出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察的样子，对哈金说了我这次短期旅行的详细情况。他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期间他做了些什么。但我们的谈话不投机。阿霞走进房里，重又跑了出去，最后我宣布说，我还有紧迫的工作，我该回家了。哈金起初挽留我，后来，凝神地朝我看了看，就自告奋勇地送我。在前厅里阿霞突然走到我的跟前，并向我伸出了手。我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指，微微地向她鞠了个躬。我和哈金渡过了莱茵河，从我喜欢的有圣母小雕像的白蜡树旁边走过，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欣赏风景。在这里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畅谈。
起初我们交谈了几句，而后望着发亮的河水，沉默不语。
“请告诉我，”哈金带着自己平日的微笑突然开始说，“您对阿霞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她让您觉得有点古怪？”
“是的。”我不是没有一点困惑地回答道。我没有料到，他会谈起她。
“要想指责她，必须先好好地了解她，”他说，“她的心地非常善良，但很任性。和她很难相处。不过，不能责怪她，如果您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的身世？”我打断他，“难道她不是您的……”
哈金朝我看了看。
“您是否认为她不是我的妹妹？……不，”他继续说，不理会我仓皇失措的样子，“她确实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父亲的女儿。请听我说完。我觉得您值得信任，我全告诉您。”
“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善良，聪明，有学问的人——也是个不幸的人。命运对待他不比对其他许多人更坏，但他对命运的第一次打击就没有经受住。他结婚很早，是出于相爱结婚的。他的妻子，我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死的时候我才六个月。父亲把我带到乡下，整整十二年他哪里也没有去过。他自己从事对我的教育，如果不是他的兄弟，我的亲叔叔，到我们乡下来，他是永远不会和我分开的。这位叔叔长期居住在彼得堡，并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他说服父亲把我交给他抚养，因为父亲无论如何不同意离开乡下。叔叔对他说明，我这个年龄的男孩子过这种完全孤独的生活是有害的，跟着我父亲这么一个总是心情忧郁，沉默寡言的老师，我肯定要落在我的同龄人后面，而我本人的性格也很容易变坏。父亲久久地不愿听从自己兄弟的规劝，然而，他最终还是让步了。同父亲分手的时候，我哭了，我爱他，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脸上的笑容……但到了彼得堡，我很快就忘掉了我们昏暗的和不快乐的家园。我入了士官学校，而从学校又转到了近卫军团。我每年到乡下去待几个星期，但我发现父亲一年比一年更忧伤，更孤僻，更深沉，简直到了胆怯的地步。他每天去教堂，几乎都不怎么会说话了。有一次我回家（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我第一次在我们家里见到一个十岁左右的、瘦瘦的、黑眼睛的小女孩——阿霞。父亲说，她是个孤儿，是他领来抚养的——他就是这样说的。我没有特别注意她。她怕见生人，机灵，不爱说话，像只小野兽，只要我一走进我父亲心爱的房间（一间很大而阴暗的房间，我母亲就是在那里去世的，那里甚至白天也点着蜡烛），她立刻就躲到他的伏尔泰椅后边或是书橱后边去。结果是，随后的三四年我由于职务关系没有回乡下去。我每个月收到父亲一封短信。关于阿霞他很少提起，提也是捎带的。他已经过了五十岁，但他看上去还像个年轻人。请想象我有多惊慌吧：我根本没有料到，突然收到管家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得了绝症，恳求我尽快地回去，如果我想同他告别的话。我拼命地往回赶，赶上父亲还活着，但已是奄奄一息了。他见了我特别高兴，用他枯瘦的双手拥抱我，用一种不知是审视，还是恳求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在得到我一定完成他最后的请求的保证之后，他吩咐他的老仆人把阿霞领进来。老人把她领来了，她几乎都站不住了，全身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