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杖被关在大门外的时候(2)

　　“黑杖”抬起头来，中气十足也礼貌十足地庄严宣布，女王陛下正在上议院等待她的议员们前往开会。
　　“黑杖”话毕，转身往回走。这时，“哄”的一声，是“黑杖”在敲门后的下议员们发出一阵笑声。大家这才起身，随着议长和首相，一路谈笑着，熙熙攘攘前往上院，活像电影院的散场光景。
　　到了上院开会的地方，没有这二百五十个下议员的座位。这儿是上议院的地盘，在会场里，靠着大门，有一道低矮的栏杆，按规矩，下议员们是绝不允许越过这道栏杆的。现在，女王在正中的王位上开读文告，上议院的假发长袍议员们端坐恭听，二百五十个下议员们在栏杆外面站着听。现代英国最有实权、真正管理着这个国家的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也站在这群人里。这一幕，连伏尔泰在二百五十年前看到也不免诧异：英国议会的民选议员们权力第一，地位却是第二。
　　女王清晰地读着文告，一口一个“我的政府”将如何如何。而起草文告，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实权的，正是那些站着的首相和内阁成员。
　　世俗政府实权和仪式性的地位，在这儿分裂。抽象主权、传统王室尽管摆足威风，位高却权不重；民选代表，没有世袭爵位之民众，貌似恭敬却掌握真正的权力。下议院用不客气对待“黑杖”的“礼仪”表示，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受王室的干涉。下议院议事厅地板上的白线和上议院的低矮栏杆，是英国政治中游戏规则的象征。它们表示，权力必须划分，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遵从划分权力的契约，哪怕这份契约来自于五百年前的传统。
　　就这样，英国人每年一次，重复这个仪式，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年。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类自从有了“政治”这个东西，仪式就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在传递信息。我们看到过各式国事仪式，摆足架势要显示的大多为强大、统一等等。以前我们就听说，英国人最讲绅士派头，他们当然也是很要脸面的。可是英国女王和国会，却以这一丝不苟反复重演的仪式，表达互相都“把丑话说在前头”，互相传达遵守游戏规则的告诫和承诺，做得如此认真，叫人叹为观止。这就是英国人的“传统纪律教育”。在人类政治史上，这是最能显示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智慧的一刻了。
 
二、不分割的权力是有问题的权力
　　众所周知，英国议会和王室如今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从早期贵族领主向国王讨权，要求明确权力和义务，互相有所承诺，订立大宪章，再用实力和关乎荣誉的规则来维持这种权力分割，到17世纪王室和议会发生冲突，以致砍了国王的头。可见在契约形成的初期，承诺的维持是多么不容易。看英国历史，你会发现，那是一部典型的延续渐进的历史。在历史上，冲突是激烈的，冲突的议题却是古老的，解决的方式是缓慢推动的，鲜有如法国大革命那样颠覆性的创新变革。于是，他们的那些人物，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都难以把自己看成是开天辟地、开创从未有过之新时代的特殊人物。这就是英国人闻名于世的所谓“保守”。但英国顺着与法国的不同路径，也一样从古代走到现代，该变革的也已经都变革了。
　　这样，英国人砍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以后，到头来还是在王室里找一个人当国王。“光荣革命”的时候，他们赶走了一个国王，却满世界找，要把国王的后代请来，还是当国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免不了有一阵自相残杀，直到杀出一个最强的来。这杀出来的最强，还不是照样叫国王，往往还比不上原来的国王。
　　一部英国历史，充斥着王室内部的争斗，阴暗城堡里的血腥和亲情；王室和欧洲各王朝贵族之间的纠葛以及战争与和平，看得现在的人又糊涂又无聊。但是王室和议会的关系，却始终有一条脉络，那就是权力开始划分，契约和承诺成为王室和民众之间双向的义务。
　　及至最近两百年，实权已经大半到了议会下议院，也就是民选的代表们手里。王室已经大权旁落。伏尔泰从法国去英国，感到好生奇怪：英国的国王给管起来了，虽然仍旧有无数的机会去做好事，想做坏事却已经没有权力了。如今的女王，不仅是英国教会的首脑，还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议会的决定名义上还要女王首肯，可是实际上女王的“同意”已经是议会对女王的“要求”，女王是必须同意的。必须得到你的同意，而且你还不能不同意，这种逻辑听起来实在是奇怪得很。今天，英国首相布莱尔每个星期还是晋见女王一次，向女王通报政情。这一晋见却是对外保密的。如今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十分地开明，曾经让电视台进王宫，拍摄女王批准法令的过程。只见议会派来的官员站得笔挺，朗声宣读待批准的法令，女王款款而坐，似乎听得十分尽职。每读完一个，女王的回答却千篇一律地是：approved（同意）。
　　王室已经没有实权了，为什么还养着王室成员呢？失去实权的王室是最无力反抗的一小群人，为什么就碰不得呢？这是看惯了革命的人最想不通的地方。英国人到21世纪还保留着实位虚权的王室，外边人常常把这看成是英国人愚笨迟缓的表现。
　　在今天，王室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也是英国人有时会提出的话题。因为如今的这种维持，更多的只是文化传统的象征意味了。最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
　　然而，历史在很长的时间段里演变到现在的：从国会和王室实力相当，过渡到国会已经足够强大，执掌实权，而王室开始变得只是一群文弱绅士和妇孺。在这关键的一刻，国会和他们代表的英国平民，为什么不把王室撵出白金汉宫，如同当年我们把溥仪们撵出紫禁城一样呢。为什么他们反而在一年一度英国议会的开幕仪式上，让王室独揽风光，而这些戴假发，有贵族头衔的老头和西服革履嬉笑开朗的民选代表们，煞费苦心地照本演出这样的古老仪式呢？那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智慧的理解。他们在告诫自己，契约是必须遵守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住的，一个守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们也在重温自己的历史教训：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
　　在这个时候再回头去看“美国革命”：它有着创新变革的外貌，却坚守了骨子里的一份“保守”。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因为美国的精神内核承继于英国，而不是脱胎于法国。
　　美国人曾经有了这样的机会，创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他们把本来可以“统一强大”的国家权力划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块，三大块的权力互相穿插，互为补充又互相牵扯，他们称之为“制约和平衡”。这是美国政治结构的基本规则。这种运作过程的全部理由，都是从这个根子上长出的。而这种智慧，追根溯源，就可以追到“黑杖”被“哐当”一声关在下议院门外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