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一九三八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把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一九三九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蓝灰色的眼睛前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势。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触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个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睛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七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自身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