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个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做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裕，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