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子和宫本的婚礼仪式和宴会都是在“京都旅馆”举行的，所以，直木一家都住在“京都旅馆”。这回来看“葵祭”，宫本也为直木预定了“京都旅馆”的房间。从京都“御所”出来的祭祀游行队伍，要经过市政府和“京都旅馆”之间的河原街，再向下鸭神社、上贺茂神社方向去。事实上，直木和秋子只要站在“京都旅馆”二楼的大厅，从窗子里望出去，就能看到祭祀游行的队伍，可惜看不太清楚。
接受宫本的邀请，直木带着秋子来到京都，其实并不是仅仅为了来看葵祭，他们还想不露声色地看看幸子和宫本的婚后生活情况以及宫本店里的经营情况。另外，直木觉得，秋子假如有什么对父亲、母亲藤子难以启齿的事，能不能通过姐姐幸子来说。幸子有这样一种性格：什么都能很容易地挑明。
有时，当面难说的事，通过写信说起来就容易些。秋子在家里不能说的话，也许老是写信跟幸子说的吧。直木从公司退休的时候也给幸子写过信。
“能通知嫁到远方去的女儿，怎么就不能告诉近在身边的母亲和儿子女儿们呢？”直木曾让小女儿加瑶子捅到了痛处，但实际上，直木在给幸子的信中，并没有清楚地写明退休的事。只是幸子“心有灵犀一点通”，自己体会出来的吧。这个幸子也不是很清楚父亲是不是退休。也许她从父亲来信的情绪中，觉察出什么与以往不一样的气氛，于是直觉地感到父亲可能有什么变化吧。所以，她给妹妹加瑶子的信里说“父亲的人生还长着呢”之类的话，直木后来想想，看来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含义。
即使如此，直木后来还是很后悔的：给幸子写充满感伤的信之前，至少应该先跟妻子藤子打个招呼才是。当然，就是挑明了，妻子也帮不了什么忙。另外，直木还有一个习惯：在家里尽可能不说公司里的事，不管是好习惯还是怪癖，他直到最后关头还一直保持着。
与已经独立了的治彦不同，妻子对直木退休的反应、动摇，可说是很实在的。或者也许可以说，她没有露出该有的动摇。那天晚上，她一句也没提起直木退职的事。第二天早上，治彦上班去了，加瑶子也去上学了。藤子抱着个大信封来到直木的书房：
“他爸爸，有些事……”
她决不会说“您比普通人多干了十年才退休，多亏您了”之类的客套话。她说：
“我不想让您担心，还是先把我们家里有的都让您过过目的好。”
那信封袋里装的是存折和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
“好嘛，真周到啊。”直木也没有细看。
“都是您的力量呀。”藤子说，“只要这些钱不大幅度跌价，就是再不景气，您什么也不干，也照样不愁您生活的。”
“哦，是嘛。”
“您假如自己想干些什么的话，我名义下的山，在信州还有一些……什么时候卖掉都可以。”
“我可不考虑这种事，眼睛盯着老婆的不动产……先开始什么？”
“嗯。只是想有些话该先讲在头里。治彦想自己开一个小的建筑公司，那理想倒是挺好的，可还不怎么成熟。”
“嗯。”
“您假如和他一起干，不是挺好吗？”
“是啊，再等一等。”
“您去一趟宫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好好散散心，想一想吧。”藤子一边把存折和有价证券放回信封，一边说：“这些东西用的都是我和孩子们的名义，可都是您的东西呀。您可以自由支配。”
“是啊，一半以上该是你藤子的财产哪。”
“哪有那种事。”藤子摇摇头说，“只是这里边没有幸子名义下的存折。”
“她结婚时，给了她一点钱吧。”
“那孩子的份可是最少的呀。再有谁要出嫁，秋子、加瑶子，不会再像幸子那样给得那么少了，可以吧。”
“幸子结婚到现在才三四年，金钱的价值全变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