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我年纪太小，不能理解有教养的人应当对这种根本差距视而不见，同样的礼数也适用于宗教、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和（近来的）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悬殊差别。因此每逢老师问问题，天真的我便举起手来。
这情况持续数月后，老师和同学肯定多少察觉我是好学生，但我仍感到一种举手的冲动。现在老师已很少叫我，宁可让别的小孩也有说话的机会。尽管如此，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举起来，无论我是否知道答案。如果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就像一个人虽是日常装束，却佩戴一件华丽的首饰，那么不妨说我是因为崇拜老师而急于讨好。
我在学校很高兴发现的另一件事是老师的“权威”。在家里，在拥挤杂乱的帕慕克公寓，事情从未如此分明。在坐满人的饭桌旁，大家同时发言。我们的家务事，我们对彼此的爱，我们的对话、用餐和听广播的时间，这些事情未曾有过争论——它们自行发生。我父亲在家没有明显的权威地位，而且经常不在。他从未骂过哥哥和我，也从未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后来他把我们介绍给朋友时称我们是他的“兄弟”，我们认为他有这么说的权利。我母亲是我在家惟一承认的权威。但她可称不上陌生或外来的暴君，她的威权来自被她疼爱的渴望。因此，我的老师对她二十五个学生的影响力使我迷醉。
或许我把老师看成母亲，因为我一味想讨好她。“把两手这样并拢，安静坐下。”她说道，我的手臂便紧贴**，耐心地坐着听一整堂课。但新鲜感慢慢消退，过不了多久，比别人先有答案或解出数学题不再令人兴奋，时间开始慢得使人厌烦，甚至完全停止流动。
我的眼睛避开写黑板的傻胖女孩，她对每个人——老师、学校门房和她的同学们——都露出同样平淡而信任的笑容。我的眼光飘到窗外，飘到耸立在公寓建筑之间的栗树树梢。乌鸦落在树枝上。因为我从底下看，所以看得见后方的一小片浮云，云移动时不断改变形状：先是狐狸的鼻子，然后是一个头，接着是一条狗。我希望一直像狗，但是它继续赶路，变成祖母始终锁在陈列柜里的四脚银糖罐，使我渴望待在家中。一旦召回家中令人心安的寂静暗影时，父亲便从暗影中走出来，像是梦一样，然后我们全家到博斯普鲁斯小游。就在这时，对面公寓楼房的某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仆抖着掸子，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我从座位上看不见的街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想。我听见马车从鹅卵石路上碾过去的声音，刺耳的声音叫道:“艾斯克希——”女仆看着旧货商沿街走去，然后把头缩回去，关上窗子，但是之后，就在这扇窗子旁边，我看见第二片云，跟第一片云走得一样快，却是反向而行。但现在我的注意力被唤回教室，见大家都举手，我也迫不及待地举起我的手：在根据同学们的回答猜测老师的问题是什么之前，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知道答案。
了解同学是不同的个体，并发现他们与我之间的差异，既使我兴奋，有时却又痛苦。一个忧郁的男生，每回在土耳其语课上朗读，都隔行跳着念，这可怜男生犯的错是不自觉的，正如同班上同学的哄笑也是不自觉的。读一年级时，班上有个把红发扎成马尾的女生曾坐在我旁边，她的书包里虽杂七杂八堆放着咬了一半的苹果、“芝米”、芝麻、铅笔和发带，在她四周却总是有着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很让我喜欢。她公开谈论日常生活的小禁忌，此种天赋也很吸引我，周末没看见她，使我心生想念，尽管另一个娇小纤弱的女生同样令我心醉神迷。那个男生为什么不断说谎，明明知道没人相信他?那个女生为什么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她家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女生念那首关于国父的诗，是真的在掉眼泪吗?
就像我有看车头和观察鼻子的习惯一样，我也喜欢端详我的同学，看他们长得像哪种动物。尖鼻子的男生是狐狸，他隔壁那个大个儿，像大家说的，是熊，头发浓密的那个是刺猬……我记得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女生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一切——她祖母家里有几天谁都不准碰电灯开关。还有一个女生说某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很快地转过身来，瞥见了天使的影子——这可怕的故事跟随着我。一个长腿女生穿很长的袜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样。她父亲是政府部长，当他死于飞机失事，首相却安然脱险时，我很肯定她因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齿有毛病，有几个戴牙箍。建筑物顶楼是宿舍和体育馆，就在保健室隔壁，据说有个牙医，老师们发脾气时扬言要把调皮的小孩送到那里。罪行稍轻时，老师便罚学生站在黑板和门之间的角落，背对全班，有时单脚而立，但因为我们都巴不得看一条腿能站多久，害得课也上不成，因此这种惩罚很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