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以前，神在我心目中有个清晰图像：老而憔悴，披着白纱巾，是个外表平凡的可敬妇人。她虽像人类，却跟我梦里的幽灵更有共同之处，一点都不像我会在街上碰见的人（土耳其语有个单字“O”的意思指“他”、“她”和“它”）。因为她出现在我眼前时是上下颠倒，稍稍偏向一边，我幻想世界中的幽灵们在被我发觉时，羞怯地消失在背景中，她也一样：在以某些影片和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摇摆手法拍摄周遭世界后，她的形象锐化，开始上升，达到云雾中的恰当位置便隐没而去。她白头巾上的皱褶，就跟雕像和历史课本上的插图一样，清晰而精细，覆盖全身，因此我甚至看不见她的手臂或腿。每当这幽灵出现在我眼前，我便感到强大、庄严而崇高的神灵降临，但奇怪的是并不觉得恐惧。我不记得曾请求她的帮助或指引。我非常清楚她对我这般人不感兴趣：她只在乎穷人。
在我们的公寓楼房里，惟有女仆和厨子对这幽灵感兴趣。尽管我隐约知道，至少就理论而言，神的爱超越他们之外，扩及屋檐底下的每个人，我却也知道我们这般人幸运得足以不需要她的爱。神之存在是为了帮助痛苦的人，安慰孩子无法受教育的穷人，帮助一天到晚恳求她的街头乞丐、患难中的无辜之人。这就是当我母亲听说通往偏远村落的道路因暴风雪而封闭，或穷人因地震无家可归的时候便说“愿神帮助他们”的原因。请求帮助似乎还是其次，倒是表达出我们这种富裕人家在这时候感到的一丝内疚：帮助我们遗忘无能为力的空虚感。
身为逻辑思考的生物，我们理所当然地确信，把光辉藏在一堆白披巾后头的这位柔和而年长的神灵不愿听我们说话。毕竟，我们没为她做任何事，而我们公寓里的厨子和女仆以及周遭每一户穷人家，都得下苦功，利用各种机会，与她取得联系。他们甚至每年斋戒一个月。我们的哈妮姆不服侍我们时，便跑回她的小房间铺上地毯祷告；每感觉快乐、哀伤、欢欣、惶恐或愤怒时，她便想到神；每当开门或关门，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唤神的名字，而后屏声息气地喃喃低语。
除了想起神与穷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之外，她并未使我们过分费心。几乎可以这么说，知道他们仰赖别人拯救，知道有另一个力量能帮助他们“承受负担”，我们如释重负。但此种宽慰的想法，有时因害怕穷人有一天会用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对抗我们而冰消瓦解。
我记得有几回——更多是出于好奇心，而非出于百无聊赖——看着我们的老女仆祷告时心中感到的不安。透过半开的门往里看，我们的哈妮姆看起来很像我想像中的神：在祈祷毯上微微偏向一旁，慢慢弯下身把脸埋在毯子上，站起身后，再一次弯下身，拜倒在地时，看起来犹如乞讨，接受她在世上的卑微地位。不知何故，我觉得焦虑而且有些生气。她只在无迫切职责在身、没有别人在家时才祈祷，断断续续的祈祷声划破寂静，使我心烦意乱。我的眼光落在爬上玻璃窗的一只苍蝇。苍蝇四脚朝天掉了下来，挣扎着翻过身时半透明的翅膀嗡嗡作响，与哈妮姆的祷告和低语声混杂在一起，突然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扯了扯她的头巾。
据我的经验，妨碍她祷告会让她不高兴。这位老妇人费尽力气对我的侵扰不予理会，让我觉得她做的事像是假的，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因为此刻她只是假装祈祷）。但她专心祈祷的决心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算是对我的挑战。当神介入我和这位妇人之间——这妇人始终疼爱我，把我抱在膝上，在街上告诉停下脚步夸赞我的人，说我是她的“孙子”——我就像家中每个人一样，对虔敬之人的信仰感到不安。我与土耳其世俗中产阶级的每个人共同惧怕的不是神，而是信奉者的狂热。
有时当哈妮姆祈祷时，电话铃响，或是我母亲突然需要她做些什么而大声呼叫她，我就朝母亲直奔而去，告诉母亲她在祷告。有时我这么做是出于好心，有时我更受那种奇特的不安、妒忌、惹麻烦的欲望所驱使，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急欲知道何者较为强烈，女仆对我们的忠诚，抑或她对神的忠诚：一部分的我渴望与她遁逃而入的这另一个世界作战，有时得来的却是威胁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