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下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部黄包车。七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滨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