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是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们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
彼得现在某些句子不说完，用这种“呵呵呵”的笑声来结束。“我父亲还想着他埋在维也纳家里的一包钻石呢。以为将来……呵呵呵……”“我母亲受一个英国女客户邀请参加茶餐会，发现那女人原来是想雇她做狗的保姆，呵呵呵………”“我妹妹异想天开地想买一架钢琴，呵呵呵……”“好了，现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去美国？别逗了！所有犹太佬只能烂在上海，呵呵呵……”
彼得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才笑出如此不快乐的笑声？我回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跟表姐们逛寄卖行首饰店，跟杰克布荡来荡去，他在这里经受了怎样的日子，让他现在笑得我浑身发冷？这样笑着，他还能相信任何事物吗？我呢？他这样一笑，还能相信我吗？相信我可以要他而不要命吗？
我告诉他，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澳门，在从那里乘上去葡萄牙的船，然后，就直奔美国。一切都在准备中，放心好了，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呵呵呵。
我心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冲他叫唤：这种笑声太不可爱了，太不像你了，亲爱的！可我使劲忍着。他向我诉过苦吗？有过一句怨言吗？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在城市里蹬着咔啦啦作响的自行车飞窜，他自哀自怜过吗？没有。还不允许他为这样的重负打几个冷哈哈？
下面他说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在此之前他说了两遍，船票可以解决。
船票的费用相当可观，靠我从家里偷字画和摆设出去变卖（此勾当我从美国一回上海就着手了），根本办不到。彼得说他做了几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到一些钱。
彼得做生意？我看着他。我回美国不过才大半年，他不止学会对失望和希望打冷哈哈，以及吃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他竟然学会了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大米。大米？！对，是大米，有时也做做面粉和珍珠米（他用上海话把玉米说成珍珠米）。怎么……做呢？别问了，May，反正什么钱都不是那么好赚，呵呵呵。
我慢慢拿起盛着豆浆的粗搪瓷勺子。一勺豆浆举在我嘴巴前面，动荡不停。绿色的笨头笨脑的勺子上面，我的脸一定很傻。奸商们囤积粮食，造成粮食大恐慌，这在前一年就有。难道彼得也干这个？在人为的粮食大恐慌中，捞哄抬米价的油水？
我喝下豆浆同时对自己说：这是你死我活的年头，若想不死，他们或许就要置他人死活于不顾。他一家的命是从希特勒手里抢出来的，现在正要从日本鬼子手里再抢一次。
豆浆里的糖精片放过头了。
彼得告诉我，他是向菲利浦贷了第一笔款做粮食生意的。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一个部门经理从中搭桥，给彼得提供了门路。从美国回来后，我去过菲利浦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下人们都静悄悄灰溜溜地在曲里拐弯的家具和摆设的夹缝里擦灰、打油，比以前更像影子。我坐在客厅里等待菲利浦的几分钟里，留声机一声不响，钢琴也一声不响。在这幢房子里，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一块儿沉默。果然，菲利浦一看见我眼睛就红了，世海不见了，不知去向。好好一个世海，某天傍晚出门去看美国对英国的拳击赛，走前还要他妈妈给他留一碗他爱吃的闽南式花生猪蹄汤，结果就没了这么个人了。菲利浦断定这个小鬼头不知怎么又惹了日本人，让日本人收拾掉了。日本人加上汪伪政府的特务，收拾起人来快当得不得了。温太太在如此打击下得了嗜哭症，晴天雨天都让她想到儿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的一个个细节，熟人生人面前，她头一句话总是“侬阿晓得阿拉世海……”眼泪就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