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第32章）(2)

　　我和彼得常常在十一点以后约会。我这次在医院门口等到他，就来到这家不比壁橱大多少的咖啡馆。老板是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六十多岁，跟妻子把一个前自行车棚改造过来，摆上家庭式的桌椅。只有三张桌，但咖啡极好。

　　这天晚上我带了个好消息来，温世海把另一半盘尼西林的费用付清了。世海下午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在虹口公园门口见面，然后把一卷法币塞在我手里就走了。他现在已然是个身手漂亮的江湖侠客。我问他为什么让一个陌生人去彼得那里取药，还用手枪威胁，他说地下党人不能同时在一个接头地点出现两次。

　　喝咖啡是我和彼得最温情的时刻。我们常常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因为越来越坏的局势让我们不敢开口，一开口所有的温情就会荡然无存。法国人都在搬出上海，到处是卖房子卖家具的招贴广告，饥荒撂倒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店家早上开门开不开，因为门板外面躺着好几具皮包骨的尸体。关着门醉生梦死了好几年的租界已不存在了，处处有孩子在哭号，哭他们饿死的长辈，哭他们自己的饥饿，哭一觉醒来已被父母丢弃在行色匆匆的无数腿脚之间。

　　在我们温情的对视中，我们偶然会悠闲地讲讲不相干的事。

　　我们绕开最最敏感和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如何利用杰克布，再把他作废掉。宁静的暮夏夜晚，我们心事重重，但还是竭力维护它的宁静。宁静的对视和闲话中我们互相无声地问过：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

　　一切就绪了？

　　一切就绪。

　　老头老太太看我们这样一对情侣缺点什么：鲜花或蜡烛。一会儿，老太太把一支蜡烛点燃，放在我们桌上。蜡烛是假的，石头中间有个洞，里面放灯油，外体漆成蜡烛的黄白色。火苗一呼一吸。那颗小心脏又“PＯP”在火光里。

　　无端地，我想到杰克布。他带着伤又投入了什么活动。更加神出鬼没的活动。也许他也在日本人和梅辛格的掌心中，像鲤鱼心脏那样，自以为强有力地跳动，跳给他们看。不死的心脏不知道它有多么可怜，被日本人、梅辛格看着，娱乐着。也被我和彼得看着。

　　世上总有一些生命像这颗小小的心脏这样不甘心，它要给你看看，你剥掉它所有的掩体和保护它还要跳动，它面对粉碎性的伤害，傻乎乎地跳，傻乎乎地给你看它的生命力。它是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荡荡的渺小生命。

　　我眼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物会“PＯP”到眼前。常常“PＯ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眼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彼得的妹妹是个美少女，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到身材都没得可挑。她在我进来不久，就下楼去了。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我敢说她不知道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处，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出来。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一个人在僵硬的礼貌中总是很丑。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统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挡地往膝盖下滑，只要我站起身，它就会掉到脚脖子，在那里像肠子肚子一样缠成一堆。我心里懊丧之极，仇恨自己在临出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套臀部包紧的西装裙。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色带白花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弄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头发，他夫人的头发颜色是深红。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种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出来，最终出来彼得这样的结果。说俊美有点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眼，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体，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蕾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滋补是理性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处，你必须爱对你有好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