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农家姑娘。她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左胳膊拚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只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背有点驼的老太婆，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象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难闻的畜粪味，有的是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大门敞开的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点，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坐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畜粪，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跟在大车后面，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脚穿树皮鞋，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等马匹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敞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敞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老头继续说，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出清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
“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老头冷笑一声说。“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一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