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了那个晚餐的真正意味。在当时，那餐饭由于番茄鸡罐头和面目悦然的贺叔叔而显得美味。一个小圆餐桌，上面铺着淡绿绣花台布和玻璃板。
一进门你就可以看见妈妈的一个家和爸爸的一个家如何互不相识互不相让地占据着同一个地盘。
吃到半途，我落了一块骨头到地板上。现在我怀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个道理离开同一海拔层面，潜入深部。在桌子下面你能看.见三个成年人的脚。小时我有看人脚的癖好。我刚才讲到我从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态发现了他时常感到的不自在。此发现不是我在那个年龄就能够诉诸言词的、我在成长过程中持续观察，持续给这观察以解说。
这个时刻，我在桌下。那块淡绿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双脚和上身的联系。很暗，我却也不费力地辨出一双脚的紧张和兴奋。我得说我现在用来描述的语言绝对不微妙不够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将就。用“紧张和兴奋”形容那些脚只能是十分十分的将就。朦胧诗人就是在一番对语言的武断性、粗浅性彻底失望之后产生的。
暂且说这三只脚紧张和兴奋吧不必去听台布上面他们在谈什么，他们的笑何等开怀。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笑。笑声从贺叔叔那儿出来时，他那对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双精细草鞋，所有脚趾网在细麻线里，不断与束缚挣扭。爸爸的脚仍是掌心对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颠晃哄拍它们；只要停下颠晃，持住一个不舒适僵滞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妈妈穿一双黑珠子绣面的拖鞋。那阵子中国在还苏联的债，妈妈常买些便宜而华丽的绣品，从她身上的小腰身绣花衫到淡绿台布和珠子绣鞋，都是国家用去抵债却不合债主的意，给退回来的。
妈妈一时把这只脚从鞋中抽出，一时又是那只；不是左脚搭在右脚上就是右脚踩住左脚。偶然地，她会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脚如此识途，迅猛而干练，爸爸那无逻辑缺上下文的哈哈笑声会在挨这一踢时小小冒个调儿。更有看头的，是三双脚中的一只不当心碰到了异体：贺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长腿时碰到了妈妈刚脱下珠鞋的脚尖，或者爸爸两个扁薄足掌在动乱无定时出了格局，触到了贺叔叔的草鞋，脚都会电打一般弹开，之后飞快缩回，在空中举一刻，脚尖再探测一番地面的安全范围，最后才缓慢地着陆于自己座位下面。要静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势，继续先前的动作。
还是不给那些脚的行为下定义吧。只能原状展示，无法对那番生动进行推敲。也许我的记忆不准确，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这三十九年三十九个夏天中它把那个冷却的暮夏黄昏，那个淡绿台布下的激烈场面漫画化了。该这么说，那场面是独立于台布之上的，它是对台布上那个理性舞台的背叛。
只有这么多，至于我爸对贺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视的。我妈也在哀求，求贺叔叔动用他的影响、权力，救救我爸。说到救，并不是语意过量，并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们国家那时随时有性命攸关的事。我们说，政治命运。一个人的名字给黑墨写得很大，劈上两道红墨十字架，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肉体的死，相对而言，是平面的单一的，是无伤大雅无损尊严的。肉体之死是种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经过政治的死刑。贺叔叔在那次晚餐后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场。
是我在十岁以后逐渐听说的。
一点不奇怪。这些事让所有局外人困顿。我们所有的概念是独立于人类心理、行为概念之外的。因为那四十五年伦理规范的独创。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长。我试过，却见听众眼里两汪瞌睡。一个无关人类痛痒的例外。有个人听出眉目来了，对我说：啊，一个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对成年男性荒诞不经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给了我一个册子，上面有本市二百多位心理医师的名字。拨一早上电话，只有你声音中有种关怀。你没有张口就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你的价钱也合适我。
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在约会。
想是看过。六十多岁，该同各个专科的医师有过交道吧。否则他不会建议我来你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