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的痛苦(2)

    他们把我抬到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一间昏暗而阴森的接待室里，把担架放在地上。一个捷克人装出一种和善的声音翻译德国人咆哮的问话。

    “你认识她吗？”

    我用手支撑着下巴。在我的担架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宽脸蛋的姑娘。她高傲地昂着头，挺直了身子站着，不是固执而是很庄重，只是眼睛微微低垂到刚好能够看见我、用它来向我问候的程度。

    “我不认得她。”

    我想起来了，在佩切克宫那个疯狂的夜里，我好像见过她一眼。现在是第二次见面。可惜，永远不会再有第三次见面了——为了她在这里傲然挺立的崇高英姿而握一握她的手，向她致敬。她是阿诺什塔-洛伦泽的妻子。一九四二年戒严刚开始的几天，她就被处决了。

    “可是这个人你一定认识。”

    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天呀，安妮奇卡，您怎么会落到这儿来了？我没有说出您的名字，您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得您，您懂吗？我们是不相识的。

    “我不认识她。”

    “你放明白点，老家伙。”

    “我不认识她。”

    “尤拉，已经没有用了，”安妮奇卡说，只有那捏紧了手绢的指头微微打颤，表现出她内心的激动。“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被人出卖了。”

    “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时，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地、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觉得有两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心人埃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我。又是两双高统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决的人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