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七号牢房(3)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

    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里倾注了多少热情啊？

    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很短时间——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的事埃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