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子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满足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是尽了本份。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务。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在婚姻问题上他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所以结婚，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证实它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不过，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就是她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可以说一无所得。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企图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希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到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抵触。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他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