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和他的小镇

 
小镇库布卢克

　　寻访小镇库布卢克纯属偶然。
　　钱钢和胡劲草合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描述了一百多年前一批中国学童在美国留学的故事。大清朝派出照料管束这些学童的总部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这些学童的故事也主要发生在这北方新英格兰的土地上。新英格兰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所在地，是全世界优秀学子向往的地方。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南方腹地的人来说，新英格兰非常遥远。可是我们从历史书里知道，新英格兰是“五月花号”登陆的地方，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发源地。新英格兰最出名的地方不仅有哈佛和耶鲁，还有它的小镇，特别是它独特的乡镇自治制度。它的“镇民大会”可谓独具一格。
　　我们过去到过新英格兰，却没有时间去看看它的小镇。到小地方去，得有个理由或者借口，就是所谓缘分。今年夏天，我们有事去康涅狄格，特地带上《大清留美幼童记》。在哈特福德，我们照着这本书寻访当年留美学童生活的地方，那也是马克·吐温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居家的所在。我们寻访了学童们聚会的避难山教堂，凭吊了容闳和他的后代们的墓地。然后，我们驱车北上，到康涅狄格州边界的山区，去找库布卢克。在那儿埋葬着一个早逝的留美学童谭耀勋。
　　钱钢讲述的谭耀勋，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来自广东香山的学童谭耀勋，1872年到达美国的时候十一岁。学童们在哈特福德上学，周末或暑假会安排到这小镇库布卢克度假，这儿山高林深，气候凉爽，是避暑的好地方，而那个时候，铁路已经开通到库布卢克附近。库布卢克的凯林顿家，特别喜爱中国男孩谭耀勋，待他如养子。谭耀勋就在这个山镇里，与同龄孩子一起游玩，一起相帮大人干活，一起上教堂，渐渐融入了美国孩子的生活中。这种同化引起大清官方的不安，特别是学童上教堂，有离经叛道之嫌。1880年，谭耀勋成为首批受命提前返回中国的两人之一。这时候他已经十九岁，他决心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在接到遣返命令以后，他剪去辫子，抗命不还。
　　他敢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有一个家，这就是小镇库布卢克上的凯林顿家。他在凯林顿家和其他留美学童的帮助下，188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且在纽约的大清国总领事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幸的是，毕业才三个月，他突然患病，立即回到库布卢克的凯林顿家后不久病逝，埋葬在库布卢克公共墓园的凯林顿家墓地里。
　　我们驶出哈特福德，渐渐进山，从44号公路转入林间小公路；看到库布卢克的牌子，经过一座教堂，几栋房子，就又驶入了森林。原来我们已经过了小镇，得掉头返回。这是我们在美国看到过的最小的小镇。小镇旁边就是公共墓园。我们先去墓园，找到了凯林顿家的墓地，也找到了一面刻着汉字“大清国香山县官学生谭耀勋之墓”的墓碑。在谭耀勋来到此地以前，凯林顿家的长子，也是一位耶鲁学生，投入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结束前一个月，战死在南方佛罗里达。他的墓碑在谭耀勋的墓碑前面。他们家的两位女儿，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们的墓碑和谭耀勋的墓碑排成一线。这个墓园，完全把谭耀勋视作凯林顿家的一员。凯林顿家的后代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离开了库布卢克，不知散落何地。站在墓园里，明晃晃的阳光下万籁俱寂，我们不禁感慨时光已经流过了一百多年，眼前一切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当年的谭耀勋，可曾想象过，一百多年后会有家乡的同胞特地到此地给他扫墓？
　　小镇惟一的商店，从1830年原封不动开到现在。小店卖日常用品，也卖吃食。我们在小店里吃了午饭，然后走进马路对面的小镇历史学会。历史学会所在的房子是小镇上原来的小客栈，和小镇一样历史久远。旁边是邮局，再旁边是一个大谷仓改造而成的镇公所，每年决定公共事务的“镇民大会”就是在此地召开的。稍远一点是小镇的教堂，耸着高高的尖顶。这就是库布卢克的中心，所有的房子都在十九世纪初期定型，以后再没有大的改变。在镇公所门边有一张简单告示，提醒说今年地方税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这儿来的人不多。我们一进历史学会，里面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去叫一位历史学家来接待我们。很快来了一位一头白发的老人鲍布·格列格。鲍布是退休的地理测绘学家，对小镇附近的山川树林和历史典故了如指掌。他参与过中国留美学童电视文献片的拍摄，对谭耀勋和凯林顿家留下的文物十分熟悉。老人非常热情，极其好相处，他开车带我们走遍了周围的山路，参观了凯林顿家留下的住屋、谭耀勋和同龄伙伴们游玩过的地方，讲解附近的变迁，寻找点点滴滴的遗迹。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要告辞了。临走前说起，我们很想了解新英格兰小镇的特殊体制和历史。鲍布说，一千七百人口的库布卢克被称为第二小而保存最好的新英格兰小镇，而且，太巧了，想了解这个芝麻大的小镇历史的话，这个小镇新出版了一本历史书，《库布卢克：历史素描》，这可是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内尔（William·H.McNeill）的著作。
　　我们离开库布卢克的时候，就带着这本布面精装、由麦克内尔签名的小镇历史。
　　为小镇库布卢克写了一部专著的历史学家麦克内尔，专治世界史。
　　麦克内尔生于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四十年历史。1963年，他的世界史专著《西方的崛起》（TheRiseoftheWest:：A  HistoryoftheHuman　Community）为他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这部一卷本的世界史赢得了国家书籍奖。虽然书名是“西方的崛起”，他的观点却是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从远古说起，东西南北来回穿梭，几大文明面面俱到，特别注重文明潮流之间的互相影响。
　　在撰写此书时，他探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欧洲人对新大陆阿兹塔克和玛雅文明发生致命影响的原因，发现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中一个重大因素重视不够，这个因素就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疾病流行对文明的冲击。1976年，他的《瘟疫和人们》（PlaguesandPeoples）出版，这是他最有名气的一部书，至今是这一领域里的权威著作。
　　在他看来，人类文明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文明的发展走向必须放在文明之间互相交流的背景下来考察和叙述。这种交流，包括战争、劫掠和征服，商队和跨海的贸易，宗教和观念的传播，技术和工具的传递，体制和管理方法的互相影响，物种的传播，以及细菌、病毒、疾病和瘟疫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