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遗响悲风
毁灭不是终结，这片土地此后仍是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舞台。但无论登台的是屋大维、圣奥古斯丁、盖瑟里克、贝利撒留、希拉克略，还是哈桑·努阿曼、海雷丁·巴巴罗萨、隆美尔、戴高乐、哈比卜·布尔吉巴，这些显赫的名字都与迦太基无关。真正的迦太基永远地停留在了毁灭的那一天。
“何以欢乐过后此等空虚，何以荣华过后此等贫寂？向为城市，而今废墟。谁在回答，唯有风泣。拂去诗人的歌，驱散灵魂聚着的往昔。”
这是十一世纪的阿拉伯诗人西迪·马雷兹的感叹，后来的迦太基在一轮又一轮的重建与毁灭中，在数不胜数的血火刀兵中，终于变成一片残破的地基，荒烟衰草，乱鸦斜日，凝固的时间，供一代代的骚人们故国神游。直到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块文明的碎片拾起，放进了《世界遗产名录》。
剧情已落幕，爱恨已无助。但风烟俱净后，作掩卷之思，很难不去触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后的输家是本来实力占优的迦太基？面对这个过于宏大的，被历代方家高屋建瓴地论述过N次问题，这里能阐发的也仅仅是一点从前人牙慧间拾取的浅见。不从罗马身上找胜因，只从迦太基身上找败因，找到了以下几条。
一曰雇佣军：
论人口，迦太基比罗马只多不少，但他们没有罗马那样的公民兵役制度，无论哈米尔卡还是汉尼拔，其麾下服役的本国公民都少之又少，即便有，也多是一些作为骑兵的贵族化兵。绝大多数迦太基人对待兵器的态度是“圣人”式的：不得已而用之。所以，这个缺少战争锤炼的民族自然不是罗马百战雄师的对手，尽管他们与城市共存亡的最后一仗打得可歌可泣，但哀兵并不必胜，作战能力与经验的长期匮乏，使他们最终无法免于国破家亡的命运。
这与迦太基人商业民族的性格有关，对于战争有条件反射般的回避心理，可惜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早期人类社会里，生存之战是无法回避的。
雇请佣兵代为打仗，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雇佣兵的作用有其最大值，汉尼拔的征战历程就是迦太基与罗马争霸史的缩影，都是开头大占上风，最终先赢后输，这就是雇佣兵达到极限后必然会回落的反映。
许多人将汉尼拔远征军后期战斗力下降归咎于卡普亚的安逸生活，对此孟德斯鸠说了几句设身处地的公道话，他说：“人们说汉尼拔的军队在卡普亚变得孱弱不振，但这不是根本原因，像这样一支多次大胜后富裕起来的军队，岂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一个卡普亚吗？”（《迦太基与罗马的平行地位/对汉尼拔的战争》）法国老孟的观点与中国老孟孟轲孟亚圣正可作为印证，孟子曾经曰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放在雇佣兵的语境中，可以这样解读：雇佣兵打仗为了什么？钱。那有了钱之后呢？固然有一部分雄兵悍将想扩大战果，越赚越多，但战争财毕竟不是那么好发的，尤其是对于在第一线厮杀的士兵来说，他们大多懂得“战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没钱的时候烂命一条半卖半送，而当他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作为“恒产”的战利品越来越多，保身惜命的“恒心”也就越来越重，而“有恒心者”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这就是雇佣军弱于罗马的公民军的原因，雇佣军是在种公社的公田，差不多了就大水漫灌，公民军则是在侍弄自己的土地，自然会精耕细作。所以说，为了物质利益而打仗的雇佣兵，其战斗力轨迹就是一条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曲线，总有一个无法超越的峰值，达到之后战斗力就要回落。对此，纵然是把雇佣兵使得出神入化的汉尼拔，也一样无能为力。
二曰制海权：
再具体到战术层面，迦太基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就丧失了制海权。否则，汉尼拔将不必以非战斗性减员近半的惨痛代价，上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哈斯德鲁巴也不必以改变意大利战局的最后一点希望为赌注铤而走险。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中，以此为例做了论述：“为了推翻罗马人，迦太基人必须攻击罗马在意大利的力量中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迦太基人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基地，和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前者已由天才的巴卡家族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后者迦太基人却从没有得到过。”马汉进一步论述，迦太基人从西班牙进军意大利，只能选择险阻重重的路线，盖因“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威胁到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
战争不仅是决机于两阵之间，战争很大程度上比拚的是后勤保障，古今皆然，尤其是这种涉及到两个国家民族命运的“全面战争”。制海权的丧失导致了迦太基军在后勤方面全落下风。李维谈到汉尼拔困守布鲁提安的窘境说：“他从未收到过来自迦太基国内的任何补给，那里的人们在为能否保住西班牙而焦虑，似乎意大利的一切都在顺利进展。”一边是罗马人越挫越勇不断扩军，一边是汉尼拔孤立无援后继乏力，辛苦得来的优势就这么挥发掉了。“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望着地中海蓝色的波涛，汉尼拔只能一次次这样无助地哀叹。
非洲援兵运不到前线，这固然是丧失制海权造成的技术性难题，但迦太基政府也难逃不作为的嫌疑。其实在那个没有雷达的年代，海军很难真正实现海上封锁，迦太基两次小规模增兵，都平安抵达，汉尼拔和马戈先后回国时，更是把总数近3万的大军都顺利带回了非洲，可见，罗马海军也不是无处不在，说到底还是事在人为。另外，迦太基享有海上优势凡600年，一朝受挫于罗马人，竟就此一蹶不振，制海权被一只小小“乌鸦”衔走，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事实上罗马的乌鸦船虽然在对战中占有优势，但乌鸦飞桥导致船只头重脚轻运转不便，一旦遇上风暴很难幸免，因此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期，罗马已停止制造乌鸦船，并限制这种船只投入远洋作战。），此中固然有非洲用于造船的木材资源不如欧洲丰富的客观因素，但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破罐子破摔的回避心态，也是海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三曰战略纵深：
蒙森说，敌军在意大利登陆，战争才刚刚开始；而敌人兵临北非，则意味着战争就要结束了。前后三次布匿战争，都是如此，敌人一兵临城下，迦太基就束手无策，只能拼上最后的赌本，结果只有第一次运气好，挫败了轻敌的雷古鲁斯，后两次则一败丧师，再败亡国。
这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所致，这也是海商民族的必然，蒙森在介绍罗马与迦太基的不同时还说，迦太基人置财富的价值于土地之上，而罗马正相反。以商业立国的迦太基一切为海洋贸易让路，对内地的经营不够扎实。须知真正的海权大国，不是仅仅悬于海上，背后都有坚实的陆地作战略保障。比如二战时的英国，能在美国参战前独力对抗占据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第三帝国，作为其战略大后方的印度居功甚伟，当然，这也得益于英国海上实力对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掌控力，所以说即便对海权国来讲，陆地也须齐抓并举不可偏废，跛脚的迦太基就是教训。
而这又与迦太基高层的政策有关。从地理位置上看，布匿战争固然可以视为迦太基代表的非洲与罗马代表的欧洲的争霸，但作为迦太基人，他们始终没能真正融入非洲，无论文化、宗教、生活方式，可能还有思维方式，他们都还是闪米特-希腊式的。而且迦太基人似乎有意识地强调这种血统与门第，决不让非洲属民与自己享有平等的权利，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推及于后者，这样，他们将自己人为地定位为一个与周边臣属格格不入又高人一等的外来统治集团，拒绝作出本土化的努力。迦太基人与非洲当地人的关系有类于斯巴达人与其统治的希洛人，尽管不似后者那样暴戾，但性质都是单纯的有“统”无“治”。这就导致迦太基人立足非洲逾六百年，而其在当地的根基，仍像是建在北非沙地上的城堡。
四曰党争之祸：
孟德斯鸠认为：在迦太基得势的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战争，而另一派总是希望和平，结果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好地进行战争。
提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老孟，竟在此处鼓吹党外无党的帝王思想吗？当然不是！多党固好于一党，但如果仅有两个或多个党派彼此之间的互为牵制，那还是不够的，没有法律机制的制约与调节，这种纯权术性质的制衡只会变质为狗咬狗式的党争。
就拿迦太基来说，他们这些政党考虑问题的方式，都是把自己的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比哈米尔哈汉尼拔父子代表的商业奴隶主阶级，需要用战争维护商业垄断利益，因此他们在西班牙的经营，也念念不忘以打败罗马为目标；而伟人汉诺代表的地主奴隶主阶级，希望和平，因为那样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在战争期间也对前线多有掣肘：他们宁愿把军队投放到西西里，而不愿尝试着把他们送到最战功卓著也需要人手的汉尼拔那里，不是不懂得战略资源优化配置，而是不希望自己的政敌凭借战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为什么把持政坛的总是这些重私利轻社稷的人呢？这是因为迦太基参与政治的民众范围越来越小，直到军国大计成为小圈子的私营业务。
迦太基的民主框架比罗马还完备，他们的上层建筑和罗马相似，也有执政官、议院，监察院、公民大会。其中不乏亮点，比如他们在防范军人独裁方面就做得比罗马更好，执政官没有兵权。故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迦太基政体倍加推崇。但他在该书中还有过一句名言：“众人，而非一个人单独占有权力，是好的，这也是可能的。”审视迦太基政权结构的沿革，正好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他们看似缜密的分权结构，也不过是徒有其表，比如议员，虽由选举产生，但基本是终身制；名义上应该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公民大会，其实没有具体的行政权力，与罗马的民众大会不可同日而语。诚然，罗马元老院的职位后来也渐渐被大家族垄断，但罗马的保民官，在战时独裁体制下都保有权力，而像这样的民众代言人，在迦太基的政治结构中是找不到的；至于从字面上看应该属于司法系统的监察院，很快就兼并了立法权，人员构成也过渡成了清一色的贵族——我们都很清楚，让“统治阶级”自己监督自己，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后世岳飞抗金屡战屡胜，金酋胆怯欲走，被一汉人书生劝住：“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将能立功于外者。”迦太基不是君主制国家，没有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权臣，但是迦太基政府的思维模式是我们熟悉的“权臣式”，即一切以本集团利益为优先。政权被寡头集团占有，民众对政治的参与途径被堵塞，对行政的有效监督能力丧失。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牍中，是谁之过欤？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出现这样的局面，迦太基人民也不能仅仅被看成受害者，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迦太基公民们把统治者放出牢笼的。对此房龙有进一步的阐发：对于（迦太基）民众，只要有足够的工作，较高的工资，市民中的大部分就会心满意足地接受比自己“优秀”的人的统治，而且不会无理地要求什么（《人类的故事》第22章《罗马和迦太基》）。民众吃得饱饭，满足于安闲享乐的生活，就忘了自己“国家主人”的身份，觉得“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忽略了对政治进程的参与意识，没有想到公民对政权进行监督的权力同时也是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这种麻木不仁，这种“拿民主换面包”，这种公民的“不作为”，变相地帮助贵族集团窃据国器。
在统治集团的利益面前，国家民族的利益被忽略，这固将导致“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的局面，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即便到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前仍握有70万人口、20万精良装备的迦太基，要让汉尼拔陷入孤军苦斗的境地了。
综上，一切成败还是由体制决定的。体质决定论并不新鲜，而且在短的时间内反例多多，比如斯巴达胜雅典、哥特人破罗马、阿拉伯征服萨珊波斯、蒙古灭宋、满清代明……但如果把考量的时间放长，则不难发现，体制决定成败，堪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简直是一定的。
最后再赘述一下获胜后的罗马，他们的胜利也绝非兵不血刃，这里不是说被汉尼拔消灭的那20来万军队，而是三次布匿战争带给罗马的反作用力。
罗马的地盘越来越大，其早期的盟邦政策也就逐渐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如威尔斯所说：“这个国家的精神变得野蛮而鄙陋了，不再扩大公民权的范围，不再对异族公民作出使其同化的慷慨努力。”（《世界史纲》第二十五章第7节）
对此，斯塔夫利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提供了一个例证：
罗马给这些新获得的领土的待遇并不如它早期对意大利的那样，参议院只有当官员定期向母国输送足够的税金、贡品、谷物和奴隶时才可以使他们不受政府限制地实行自由管辖。于是就导致了各地资源的过渡开发以及对人民各种形式的勒索。西塞罗对于西西里总督加以斯·威勒斯（公元前73至71年）贪污行为的描述，很完整的概括了当时官员盛行的贪赃枉法的风气，其文节选如下：
在他们肆无忌惮的管理之下，难以量计的钱财被从农民身上榨取出来。我们最忠实的盟友遭到了国家公敌一般的对待，罗马市民则像奴隶一样被终日劳作折磨。十恶不赦的罪犯通过贿赂就能获得无罪释放，而实际上诚实且清白的人却......将秘密地被审判和流放。严加防卫的港口和城市对海盗和罪犯开放。我们的朋友，西西里的士兵和水手，反而因饥饿而死。装备精良的高级舰队因为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而被摧毁。一些富有国王的赠礼——古老的著名艺术作品等——也同样被这位总督大人糟蹋殆尽。而他糟蹋的还不止是公民塑像或艺术品，他大胆到了敢于掠夺最受人民敬重的圣所。总之，他根本没有为西西里的人民剩下一尊拥有古典艺术价值的神像。
就这样，保障原来的共和政体正常运转的机制与法律，在地盘空前扩张的时候已显得鞭长莫及，新领地的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集权和腐败得不到制约，而这种不良风气是会传染的。
此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为了对抗汉尼拔，罗马的军权有所强化，士兵和将军都逐渐向职业化发展，公民军团的时代也逐渐过去了。这固然是战争的需要，但战争结束后，罗马人没有做出努力，来消解这种军事极权化倾向对共和精神的伤害，反而听任军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如威尔斯所说，在布匿战争前，有政治抱负的人讨好选民，而在那之后他们转而讨好军队了。最终，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军事僭主层出不穷的帝国。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这还不算，随着边境的扩大，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参军这样的苦差使逐渐不为罗马公民所喜，支撑罗马崛起的尚武精神逐渐衰颓。而随着对周边蛮族的征服，打败了迦太基雇佣军的罗马，竟重蹈手下败将的覆辙，本来由公民组成的罗马军队也逐渐蛮族化佣兵化了。对蛮族战士和属国，统驭稍有不慎就会出麻烦，远的不说，单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扶植起来的努米底亚，到了马西尼萨的孙子辈，就出了个朱古达，为祸一方，成罗马之大患，其时距离迦太基的覆亡仅过了30年。而最终毁灭罗马的，也正是掌握了罗马军权的日耳曼蛮族将领们。
如同西晋困顿于五胡，黑衣大食疲弱于突厥，所谓先进民族总自恃文化上的优越、血统上的高贵，想以此为凭役使所谓落后民族，把他们当作甲胄干橹、爪牙炮灰，一次次历史的结论表明，这并不那么容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道理是没错，然而无论古今中外，在君权体制下，天子无道似乎更像是历史的常态。
罗马政治体制的嬗变，乃至最终灭亡的祸端，在其打倒迦太基，霸业发轫的时候，即已经悄悄埋下了，所以，究竟是谁，杀了谁呢？
全文完
2008-9-24 16:27
[NextPage附录：迦太基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