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5)

    路上我和陈果闲聊，问地震和海啸的时候，她在干什么。“我可不想被采访。”她说。我觉得她的语气带着七分认真，把我卡着了，几乎难以继续对话。我心里有些恼火，她这态度换个脾气差的会觉得被冒犯，只是今后几天如果没了这个翻译，靠自己那半吊子日语水平，采访可有点儿悬。这是她的说话风格，得习惯，我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不是采访，就是随便聊聊。”我说。“地震和海啸时我在学校里。”我以为她的发言就到此为止，真是毫无营养。不料她停了停，说：“地震来的时候，我恍惚了一下，然后就发觉自己坐在地上了。我还没意识到地震了，但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动，所有的东西。它们好像都要活过来。”

    我听得头皮一炸，她没有再多说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我想，我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篇新闻的标题——一切都活过来了。

    在那之后，陈果沉默着开车。我想地震对她一定造成了阴影，也就不去追问，反正之前说好了只闲聊不采访的。

    但坐在陈果旁边，气氛很容易就会变得尴尬。她仿佛有一种天赋，能让身边的人进入僵直状态。

    于是我又找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比如她来日本多久啦，哪里人啊之类的。她的回答总是简短到干涩。

    “我是福建人。”她把车停下，说，“我们到了。”陈果跳下车和看门的老人说话。而我则盯着门牌发呆。怪不得她先前那一副表情，这门牌上有我能看得懂的汉字，日文里许多汉字的含义和中文不同，比如“手纸”的意思是“信”，但这几个字，就算全不通日语的人，也不会搞错含义。

    “友和精神科病院”。在住宿如此紧张的灾区，仍能为我安排房间，原来不是X机构出了国门依然手眼通天，而是要我和精神病人住在一起。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安排，但我对此倒是真无所谓。一个居所而已，当记者这么多年，再艰苦的条件都经历过。陈果把车开到院内停好，我们刚下车，一个中年人就小跑着过来。他给我们两个递了名片，是这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叫山下雄治。他带我们大概走了一圈，说希望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能住得习惯，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我说这里看起来很舒服，只希望护士医生都能认得我，把我和住院病人区别对待就行。山下雄治大笑，说一定。当然，这些都是由陈果翻译的。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分成好几个院落，我猜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病症和病情，分开居住的。山下把我们领到一个由两幢直角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的院落，我的住处在一楼。我们跟着他走进去，穿过一个有许多人的大厅——我想那都是病人。他们有男有女，穿着便服，或坐着看书，或来回走动，或两三人聊天，见我们穿堂而过，也并不盯着看，和正常人无异。穿着白服的医生则就在旁边看着，神态也都很放松。

    “不要担心。”山下说，“这里住着的病人，都是恢复得很好的，差不多快能出院了，应该不会打扰到你。”

    房间有十二三平方米大小，放了单人床、床头柜、写字台和衣橱之后，还有不少空间，比国内的类似病房要宽敞许多，还带了个卫生间。原本是有网络的，但现在网都断了，不知什么时候恢复。如果我需要把稿件传回国内，可以去山下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然后发传真。打电话则稍方便些，每一幢楼都会保证有一部电话是畅通的，这幢楼的电话在入口处服务台。当然也可以打手机，但信号很糟糕，时时会断，因为附近的基站还处于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则还停着电。陈果说宫城那边情况更差。

    山下交代过基本情况就离开了，陈果问我接下来的安排，是今天就出去采访，还是等明天。现在还没到五点钟，从记者的角度出发，我当然是该抓紧时间立刻出门采访，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让陈果先回去，明天一早来接我。

    这不是我要偷懒，而是在这种通信不畅的环境下，我该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梁应物找上门来。

    只要我今天不出门，晚上十点之前，必然会有他的消息。要我猜的话，他会直接登门。

    陈果走后，我跑去大厅坐了会儿，包括一个五六十岁大婶在内的几个人试着和我说话，见我用中文回答就悻悻地走开了。快六点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房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矮个男人经过我时，向我点点头，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了声“你好”。在我吃惊的时候，他已经自顾自地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