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二　清晨 第一部　约翰·米希尔之死）(2)

    “嗯，今儿弹得不坏罢？”

    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

    “哦，我们的小克利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

    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

    “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屈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品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象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管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起，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其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品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过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