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存在于过去(8)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是间谍余准被捕后的供词，全部供词竟长达上百页，由余准用英文亲笔写成，若翻译成中文至少有几万字，本书限于篇幅不能全部录入，只能节选其中几段文字，以余准的第一人称译为中文如下——

    尊敬的中校（指英国陆军部负责审讯余准的一名军官）：我叫余准，1885年出生在中国江苏省，我的祖先曾显赫一时，在明清两朝数百年间，出过许多位著名的高官和文人。我们家族中最著名的一位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TsuiPen”公，他是我的曾祖父，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担任过高官。

    “TsuiPen”公也是著名的文人，精通古典诗歌与哲学，曾为《道德经》做过注释。我的曾祖父最大的爱好是写小说，从少年时代起就构思一部宏大的长篇小说，发誓要比《红楼梦》更伟大。但作为一名士大夫，写小说被认为是没出息的雕虫小技，“TsuiPen”公辞去官职，从云南回到故乡，建造了一个秘密花园，里面着复杂的迷宫道路，布满了各种奇花异草，极少有人能进出迷宫。曾祖父耗费了十三年光阴，躲藏在迷宫中心的房子里写作。

    有年冬天，一个从云南来的不速之客求见“TsuiPen”公，并用一支有毒的匕首刺杀了我的曾祖父——原来他是个复仇者。“TsuiPen”公遇刺身亡后，我们家就走向了衰落，几百年家业不到十几年就败光了。“TsuiPen”公的小说始终残缺不全，有人说他从未写完过他的小说，也有人说他的手稿大部分被自己烧了。

    现在说说我自己吧。我出生在老宅，18岁离开故乡，到不远的上海去读书。我在上海学会了英语，后来又到欧洲留学，先是英国，然后是德国。我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和俄语，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在柏林留学时，被吸收进了德国的间谍结构，并接收了电报与密码学的训练。

    两年前，随着萨拉热窝的枪声，这场可怕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因为我们中国是大战的中立国（就在余准被处死后的第二年，中国政府宣布向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一不留神成为了巴黎和会上的战胜国，因此产生“青岛问题”，引发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中国人在欧洲不会被怀疑，加之我的英文极好，被柏林情报总部派到英国，以英语教师的名义潜伏在伦敦，和ViktorRuneberg一起搜集机密情报。

    两年来我搜集了许多情报，为柏林的情报官带去了赫赫功劳，而我则像鼹鼠一样生活在伦敦，忍受这里的阴雨和大雾。你以为我是在为德国服务吗？不，我与德国仅仅只是雇佣被雇佣的关系，但既然已承诺要做一个间谍，我就必须要做到最好。柏林的头头看不起中国人，他认为我们怯懦、自私且缺乏男子气概。为此我必须要证明给他看，中国人是了不起的民族，能完成其他人完不成的任何任务——我确信在我身上，汇集着几千年来我们民族的无数智慧，自周文王以来的许多先辈，老子、孔子、孙子、孟子、庄子等等，他们带给人类灿烂的文明——而在相同的年代里，你们不列颠人的祖先，还在欧洲寒冷的森林里，过着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

    今天，我依然为我的祖先们而感到自豪。而唯一的不幸在于：这是中国遭受耻辱的世纪。为了洗刷这种种的耻辱，也为了让日耳曼人对我刮目相看，我必须要做得比任何人都优秀，证明我余准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用一己之力，改变几万名德国士兵的命运！

    然而，理查德·马登上尉破坏了我的任务，他找到了ViktorRuneberg，并用德语接了我的电话，暴露了我的身份。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马登上尉即将来逮捕我，而此时还有一份机密情报没有传递出去。我已没有了电台，更不能通过邮寄（所有寄往德国及与德国有关地址的邮件都会被严格检查）。

    忽然我想到那个法国小城的名字——艾伯特。我在柏林的上司，每天都会翻阅英国各种报纸，如果我杀死一个叫艾伯特的人，报纸上一定会刊登这个消息——艾伯特先生被一个叫余准的陌生人杀害。这样我的上司就会从报纸上，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了——但愿他能和我一样聪明。

    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一个叫斯蒂芬·艾伯特的人，他居住在伦敦郊区的旋转门饭店。我连夜赶往旋转门饭店，管家以为我是我国驻英国的一位外交官（大概在欧洲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一个样吧）。他把我带到饭店二楼的房间，里面藏满了各种图书，还有许多中国的文物，比如《永乐大典》的抄本，留声机旁边的青铜凤凰，一红一篮两只瓷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