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七·户内 第二部）(23)

    克利斯朵夫象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般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骑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末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品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的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象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煊赫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特利茨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谑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一发觉自己这样的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做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望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其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的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望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的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做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