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卷九·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11)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见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起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起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占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象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象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其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①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疲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