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
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务的X机构是个怎样的系统的。
由于我最终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们还未给我换上囚服，穿的还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裤袋里的一张百元票取出来，塞进一折二的申请表里。我想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这点能不能让他点头。
我的钱包连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这点钱忘了是哪一次打牌从李建手上赢来的，因为不多就顺手塞进了裤袋里。
我把纸笔递还出去，然后听见他把折起的纸打开。
没有一点动静，他仿佛没看见那张人民币，一声不响的慢慢走开了。
“是我，是我，那多！”电话接通的那刻，两日来的惊心动魄齐涌上头，身处这步田地，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语塞。
百元递出不到半小时，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我想，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
“别超过五分钟。”那警察说了一句，往旁边让了让，却并不准备回避。
一根电话线连起的是两个世界。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电话那边的梁应物。
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被关在广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
我只有短短五分钟，所以没法和他讲详细的情况，直接告诉了他死者是谁，以及突然出现在我手里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倒是旁边的警察轻声冷笑，在他看来，我用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五分钟，和朋友说什么凭空出现的匕首，显然可笑之极。我说的和先前申请的显然有所不同，此时他倒也不来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