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志第二(4)

　　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儛焉。至光武乃总立一堂，而群主异室，斯则新承寇乱，欲从约省。自此以来，因循不变。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神武应期，受命开基，垂统圣嗣，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且损益不同，沿袭异趣，时王所制，可以垂法。自历代以来，杂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祖，宜别立庙祧，百代之后，为不毁之法。至于銮驾亲奉，申孝享于高庙，有司行事，竭诚敬于群主，俾夫规模可则，严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复古而贵能变。臣又案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据冢人处职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阮忱撰《礼图》，亦从此义。汉京诸庙既远，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谨详立别图，附之议末。
　　其图，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从迭毁之法。诏可，未及创制。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于三年，有司奏，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抃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后子孙，处朕何所？"又下诏，唯议别立高祖之庙，属有行役，遂复停寝。
　　自古帝王之兴，皆禀五精之气。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讫而禅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禅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禅者，高厚之谓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增太山之高，以报天也，厚梁甫之基，以报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记》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格。"齐桓公既霸而欲封禅，管仲言之详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禅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传也。汉武帝颇采方士之言，造为玉牒，而编以金绳，封广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兴，聿遵其故。晋、宋、齐、梁及陈，皆未遑其议。后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之行也。开皇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广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于是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创定其礼，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岳。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县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陈乐设位于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焉。
　　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命多莳松柏。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焉。十六年正月，又诏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东镇晋州霍山镇，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庙。大业中，昜帝因幸晋阳，遂祭恒岳。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壝中设醮。十年，幸东都，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事乃不经，盖非有司之定礼也。
　　《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汉法，不俟二分于东西郊，常以郊泰畤。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讥其烦亵，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东门之外。前史又以为非时。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于古。后周以春分朝日于国东门外，为坛，如其郊。用特牲青币，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辂，及祀官俱青冕，执事者青弁。司徒亚献，宗伯终献。燔燎如圆丘。秋分夕月于国西门外，为坛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礼如朝日。开皇初，于国东春明门外为坛，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于国西开远门外为坎，深三尺，广四丈。为坛于坎中，高一尺，广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币与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谷不食，土谷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先圣王，法施于人则祀之，故以勾龙主社，周弃主稷而配焉。岁凡再祭，盖春求而秋报，列于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礼亦异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庙者，得质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庙者，文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