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尘梦）(13)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