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执念）(11)

　　王跃文：我觉得官场游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官场中“玩儿”，在官场中混得好，如鱼得水，应该叫“玩儿转”官场、“玩儿得转”。游戏有时反而非常严肃。我看孩子们在游戏时，他们的态度简直是虔诚神圣。我们所说的官场游戏，恰恰消解掉了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尽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圣的欺骗面目。我痛恨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这正是鲁迅先生一直尽全力去戳穿的中国的“瞒与骗”。如果游戏的意思就是指“玩儿”，我对这种所谓的游戏也绝不认同。

　　伊渡：你有一篇随笔，就叫《拒绝游戏》吧？真是说得斩钉截铁。实际上，戳穿伪崇高和伪神圣，并不意味着对一切真正崇高神圣的否定。比如你前面说的人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寻求和构建，这就是崇高神圣的。如果作为人的本质意义都消解了的话，人确实与禽兽无异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话说回来，我其实挺羡慕你现在这种自由写作者的身份。你说过自己现在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我想你离开政府机关前，一定不是这样。

　　王跃文：称自己为自由写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会角色。当时我在政府机关，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之外的事。但却有人背后说我不务正业。我说自己无非是八小时之外不打麻将、不走门子、不干别的阴暗勾当，挤出时间写作。他们却说，白天你人在办公室，脑子却可以构思小说啊！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此蛮横，都是几十年思想运动落下的毛病，要管人的灵魂。我说原来写作不自由，重要一点还是指一种内心状态。人的外部身份与他的内心状态往往并不能统一，有时甚至矛盾、背离。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将内心世界隐蔽起来，有些人则为二者的不能协调痛苦，精疲力竭。这样的人，不论你是做什么的，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费掉许多能量。写作更是如此。现在我是职业作家了，写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谈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其实人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承担。当年《国画》出版，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几乎洛阳纸贵的同时，好像也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你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谁看谁像，看谁像谁，许多人私下里免不了对号入座，所以对你有怨恨。

　　王跃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有权利从书中读出任何含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口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子而把镜子打碎。镜子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看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子去照，那张嘴脸更可怖。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地说我的小说影射了他，他们是不愿意也不敢承认的。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这是事实。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伊渡：很多人把你称为“官场作家”，不论你愿不愿意。也有人认为，你的小说之所以红极一时，就是因为选择了当代中国官场为题材。你自己对此怎么看？你选择官场为小说题材，是否有商业意义上的考虑？

　　王跃文：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官场作家”。这个问题我曾多次谈过。我说过，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我熟悉这种生活。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其实我并不在意评论界或读者口碑上给我的创作贴上什么标签，因为这对创作本身不是个问题。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本来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托尔斯泰既写过《战争与和平》，又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是军事小说家，还是爱情小说家呢？《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时下出版界的聪明划分，曹雪芹应该是青春文学作家？

　　伊渡：应该说你的官场职业生涯成就了你的官场题材小说？

　　王跃文：我碰巧曾经熟悉这种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我的个性、我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入。你被迫做一个人格分裂的双面人，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也很害怕。人性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强大的逻辑力量逼迫或者引诱着人们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犹如网上流传的那种所谓人生哲学：生活就像被强xx，你既然无力反抗，不如享受。与其让生活把你强xx，不如去强xx生活。说实话，当在网上看到这话时我感到触目惊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道理，却不讲道理。他们清楚，现实利益比道理实惠得多。有很多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同我交流起来，很有共同语言，他们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样做，但没有办法。我琢磨他们，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诚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装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