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经常慌慌张张地跑到圣安德烈教堂的门廊下同圣徒和长老们的石雕塑像在一起避雨。那座教堂的法国风味多浓烈呀！门上的圣徒、国王、骑士，各人手执一枝百合花，或参加婚典，或出席葬礼，都维妙维肖地表现出在弗朗索瓦丝心目中他们所应有的那种神情。当年的雕塑师还刻画了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作品中的故事场面，但是，手法上却与弗朗索瓦丝在厨房里随口提到圣路易往事的语气相仿，听她的语气好似她本人认识圣路易，对他的为人了如指掌，而且一般来说，提到他总是为厂把他跟我的外祖父母作对比，照她看，我的外祖父母不如圣路易“公正”。我们可以感觉到，中世纪的石雕艺术家和中世纪的这位（一直活到十九世纪为我们掌勺烹调）女农民对于古代历史或基督教历史的概念，显然都既不准确又朴实单纯，他们的历史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直接来自古老的、在口头代代相传、世世接续的传说，原先的模样虽说已经难以辨认，但它始终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我从中认出另一位贡布雷的人物，他也在圣安德烈教堂的奇特时代的雕塑群像中得到了预示，那就是加米杂货铺的小伙计，年轻的戴奥多尔。弗朗索瓦丝居然也感到他是本乡本士、古道热肠的牢靠人，所以，当我的莱奥妮姨妈病情加重，弗朗索瓦丝单独一人已无法帮她翻身，抱她坐到靠椅上去的时候，她宁可去叫戴奥多尔帮忙，也决不让帮厨女工上楼去“讨好”我的姨妈。而那位平日被人们公正地看作捣蛋鬼的小伙子，内心却充满了圣安德烈教堂浮雕里的精神，尤其是充满了弗朗索瓦丝认为对“可怜的病人”、对她的“可怜的女东家”应该怀有的那种敬爱之情。他把我的姨妈的头扶上枕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既天真又热忱，跟浮雕中手持蜡烛围绕在虚弱的丝母跟前的天使一样，仿佛那些灰秃秃的石雕的面容跟冬天的树木似的，不过暂时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而已，早晚会在象戴奥多尔那样既敬畏神尊又透出狡猾、红得好比熟透的苹果似的千百张老百姓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奕奕的生气。有一位女圣徒的形象，已经不再象那些天使一样依附在石头上了，而是从门廊的群像中脱身而出；她的身材比真人高大，端立在一座石基上，仿佛站在一张板凳上免得双脚沾到潮湿的土地似的；她的面容丰满，结实的Rx房鼓起了胸口的衣衫，象装在麻袋里的成熟的果实；狭窄的脑门，短小而淘气的鼻子，深陷的眼窝，活脱是一副当地农家女的健壮、粗犷而泼辣的模样。造型上的这种惟妙惟肖，给塑像精微入理地注入一种我原先没有期望看到的柔美的情致。经常有几位村姑也象我们一样前来避雨，她们的音容体态更佐证了塑像造型的准确，正如在石刻的枝叶旁边的缝隙里长出的野枝野叶，仿佛有意要跟雕塑作个对比，以使人认识到艺术作品刻画得多么逼真在我们的正前方，鲁森维尔遥遥可见，那儿是一片乐土呢，还是遭到天罚的罪恶之地？反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有时我们这儿的雨已经停歇，鲁森维尔仍继续象《旧约》里说到的那个村子一样受到暴雨的惩罚，如注的雨水象一条条鞭子抽打着城里居民的房屋，有时它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重新露面的太阳把象祭台圣器上反光一样的长短不齐的金色光芒流苏般地垂到鲁森维尔的城头。
有几次天气坏得无以复加，我们只能回家或者索性闭门不出。无论哪边的田野都阴沉沉、湿漉漉的，远远望去直如茫茫大海，几幢孤零零的房屋依附在黑暗和雨水半淹的山坡上，象一条条收起船帆的小舟在泛光，一动不动地停泊在茫茫夜海中，下一场雨，甚至下一场狂风暴雨更有何妨！夏天，恶劣的天气不过是晴朗天气的一时的脾气，表面的阴沉掩盖不住潜在的、固有的晴朗；同冬天的不稳定的晴朗大不一样，夏天的晴朗则在地上扎了根，化作茂密的枝叶；雨水滴在枝叶上，并不能损害枝叶的欣欣向荣，整个夏季，晴朗的天气把它的淡紫色或白色的旌旗插遍村里的大街小巷，招摇在房舍和花园的墙头。我坐在小客厅里读书，等着吃晚饭，听到如注的雨水从花园里的醋栗树上滴下，我知道瓢泼大雨只是使树叶更滋润、更油亮，那些树就象是夏天的抵押品，整夜经受着雨淋，为的是确保晴朗天气的延续不断；我知道，尽管下雨，明天当松维尔的白色栅墙上，心形的丁香叶依然会茂密地摇摆不停；我遥遥见到贝尚街的那棵杨树在暴风雨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我并不感到忧伤；我听到滚滚的响雷在花园那头的丁香树丛中驰过，我也不因此而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