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2））(9)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出，突然想起，那间带金属网纱的小亭子的凉爽、略带烟炱味的气息使我接近了一个在此以前隐藏的形象，而并未使我看到它或识辨它。这个形象便是阿道夫叔公在贡布雷的那间小房，它也散发同样的潮气。然而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形象的回忆何以使我如此快乐，我不明白，暂时也不想弄明白。此时，我感到德-诺布瓦先生对我的蔑视的确有理，一来我所认为的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仅仅是“吹笛手”，二来我所感受的真正的激情不是出自某个重要思想，而是出自一种霉味。

    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家庭中，每当客人提到香榭丽舍大街这个名字，母亲们便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仿佛站在她们面前的是一位著名的医生，而她们曾多次见他误诊，因此无法再信任他。据说香榭丽舍公园对儿童不吉利，不止一次孩子嗓子疼，出麻疹，许多孩子发烧。妈妈的几位女友见她继续让我去香榭丽舍大惑不解，她们虽然没有对她的母爱表示公开怀疑，但至少对她的轻率感到惋惜。

    神经过敏者也许是极少“倾听内心”的人，虽然这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在自己身上听见许多东西，后来发觉不该大惊小怪，从此便听而不闻。他们的神经系统往往大喊“救命！”仿佛生命垂危，其实仅仅是因为天要下雪或者他们要搬家，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于对警告一概不予理睬，就好比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在战斗热情的驱使下，对警告置之不理，继续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几天。有一天，我带着惯常的种种不适的感觉（我对它们持续的内部循环与对血液循环一样，始终不予理睬），轻快地跑进饭厅，父母已坐在餐桌旁了，于是我也坐下——我像往常一样对自己说，发冷也许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暖，而是因为受到呵责；不感饥饿表示天要下雨，而并不表示不需进食——可是，当我咽下第一口美味牛排时，一阵恶心和眩晕使我停下来，这是刚刚开始的病痛的焦躁的回答。我用冷冰冰的无动于衷以掩盖和推迟病兆，但疾病却顽固地拒绝食物，使我无法下咽。这时，在同一瞬间，我想到如果别人发现我病了便不会让我出门，这个念头（像伤员的本能一样）给予我勇气，我蹒跚地回到卧室，量出我高烧四十度，然后收拾打扮一下便去香榭丽舍大街。虽然我的肉体表层有气无力、十分虚弱，但我的思想却笑吟吟地催我奔往和追求与希尔贝特玩捉人游戏的甜蜜快乐。一小时以后，我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但仍然感到在她身边的幸福，仍然有力量来享受快乐。

    一到家，弗朗索瓦丝便对众人说我“身体不舒服”，肯定是得了“冷热病”。并马上请来了医生。医生宣称，“倾向于”肺充血所引起的“极度的”和“病毒性”的高烧，它仅仅是“一把稻草火”，将转化为更“阴险”、更“潜在”的形式。很久以来我感到窒息，外祖母认为我酒精中毒，可是医生不顾她的反对，劝我在快发病时除了服用疏畅呼吸的咖啡因以外，适当喝点啤酒、香槟酒或白兰地酒。他说酒精所引起的“欣慰现象”会防止哮喘发作。因此，为了向外祖母讨酒，我无法隐瞒，而是不得不尽量显示我呼吸困难。每当我感到即将犯病，而对病情又无法预料时，便忧心忡忡，我身体——也许因为太虚弱而无力独自承担疾病的秘密，也许因为害怕别人不知我即将发病而要求做某些力所不及的或者危险的事——使我感到，必须将我的不适精确地告诉外祖母，而这种精确性最后变成一种生理性的需要。每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尚未识辨的症状时，我必须告诉外祖母，否则我的身体会惶惶不安。如果她假装不理睬，那么我的身体会令我坚持到底。有时我走得太远，于是，在那张不再像往日一样能克制自己的、亲爱的面孔上，出现怜惜的表情和痛苦的挛缩。见她如此痛苦，我十分难受，便扑到她怀中，仿佛我的亲吻能够抹去她的痛苦，我的爱能够像我的幸福一样使她欢悦。既然她已确却我如何不适，我便如释重负，我的身体也不再反对我去安慰她。我再三说这种不适并不痛苦，她完全不用可怜我，我向她保证说我是快乐的，我的身体只是想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怜惜，只要别人知道它右边疼痛就够了，它并不反对我说这疼痛不算病因而不能构成对我的快乐的障碍，它并不以哲学自炫，哲学与它无缘。在痊愈之前，几乎每天我的窒息都要发作几次。一天晚上，外祖母离开我时我还平安无事，可是她在夜深时又来看我，却见我呼吸急促，她大惊失色地叫道：“啊！我的天，你多受罪呀！”她马上走了出去，大门一阵响动，不久她便拿着刚出去买的白兰地酒进来，因家里没有酒了。很快我便感到轻松。外祖母脸色微红，神情不大自在，目光中流露出疲乏和气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