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勇与忧惧王跃文
近日突然特别想读周作人的诗。以前是读过的，读过便忘了。那时还年轻，对他那一套“人生一饱原难事”、“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话并不懂，也不耐烦去想，觉得滋味寡淡得很。近来，这两句诗倒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周作人颇不屑。我崇拜鲁迅。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的爱护近于妇人心肠。周作人对鲁迅却很不够意思。兄弟失和是鲁迅心里的隐痛，而伤害鲁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他写的那些谈茶喝酒的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失了血性，更何况他后来还当了汉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也曾经是“凌厉浮躁”的一员猛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有两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谈狐说鬼，坐道论佛总应该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对世事已经看透、看破，已经放弃、绝望，故而只对非人世的东西感兴趣，借以消遣时日，以度残年。周作人却在四十岁时就写出以“清”、“冷”为底色的《雨天的书》，走到“冲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写五十自寿诗时，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过三年，抗日战争就要爆发。国难当头民族丧乱，他置于眼前而不顾，却滋滋有味地羡慕咬大蒜拍芝麻，难怪一时责难鹊起，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林语堂出来为他辩护，说他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此说并非虚妄。周作人自己就说过，忧惧的分子在他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所谓“忧生悯乱”是也。知弟莫如兄。鲁迅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文人美女，历来负有亡国之责。美女亡国已是共识，且为人神所共愤。妲己褒姒杨玉环是也。文人因为一首诗、一首词、一部小说而成为乱世罪羊的，不光古时如此，现在也未见得不是这样。区区几个文人美女，就得担当起救国或者亡国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国里的十几亿子民，自然只须袖手以观。无怪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说的忧惧，我颇有同感。人生诸种情感中，我觉得忧惧是最为深沉真切的两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人生爱之愈深，忧惧之心愈切。而且，不仅是为过去己经发生过的历史忧惧，更为现在与未来而忧惧。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真后悔有了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我们，不但不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甚至将世界保持现状都不能。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将不得不在一个没有清新空气、没有绿色森林、没有纯洁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说生存竞争的惨烈、战争和未知的疾病。我们既不能为孩子们的未来负责，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挣扎，而我们的心里除了忧惧以外，还能有什么？！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的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周作人的绝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这自然是弱者之为，但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
在路上王跃文
这几日，我无端地对自己惯常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每日忙忙碌碌，不是在键盘上飞快打字，就是在餐桌上觥筹交错。很多时候，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多数的回答是：在路上。
我总在路上。去开会，去赴宴，去赶飞机，去赶火车。风尘仆仆，步履匆匆。我在尽最大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
可是，我这几天突然问自己：我如此如此，最终目的在哪里？这种忙碌和疲惫难道就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堂吉诃德，我其实很佩服他。一个瘦骨嶙峋的半老头子，穿一副破烂盔甲，拿一根生锈长矛，骑一匹劣马“驽辛难得”，带一个又矮又胖饶舌愚笨的仆人桑丘，凭着几本中世纪骑士小说作精神养料，便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广阔的原野，与风车巨人作战，与酒囊魔鬼搏斗，抢囚犯、上魔船，还真心实意沉浸在一段浪漫热烈的爱情中，为那位想像中的公主杜尔西内娅小姐相思得“肝肠撑断”。堂吉诃德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冒险和传奇的世界。旁观者看来，他的世界虚幻可笑。可是，对于堂吉诃德，他的世界却实实在在。如此理解堂吉诃德，这位自以为神勇无比却十分荒唐可笑的浪漫骑士就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以最荒诞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