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看了一部叫《公园》的电影。一个从小地方来的已退休的父亲，到大城市找他快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女儿。父亲来了，开始多方位介入女儿的生活，吃穿住用行，关怀无微不至。但女儿有自己的想法，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少不了争执。最让女儿头痛难受的，是父亲干涉自己的爱情，并在公园里给她安排相亲。
父亲进城来，带着他们那一代的習惯和观念，这往往跟儿女的处世法则不相容，于是冲突频现，进而发生碰撞，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五味杂陈的，李安的《推手》并非简单地讲述中西文化对照。来到纽约的北京人老朱跟儿子同住，他每天打坐，写毛笔字，用筷子吃炒得热乎的中式饭菜;他的外国儿媳则在外面跑步，用电脑写作，拿刀叉吃冷的沙拉。对两个人做这样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设定，是为了让角色的矛盾更突出。
《推手》是李安的琐碎生活经，父辈和子辈的关系是影片重点经营的一环。在老朱和儿媳的战火中，受伤害最大的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儿子。为此儿子气恼、掀桌子、深夜买醉，老朱则叹息、想不开、离家出走。
老朱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这个繁华的城市，渴望的是一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他擅长太极，手上功夫刚柔相济，却不能将家庭“推拿”得和和顺顺。他追求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却跳不开现实的一地鸡毛。他那传统的亲子之梦，在异国他乡一度幻灭。他不得不租房别住，好保留住亲情的温度。
梦想没能照进现实，老朱有他的同路人。《东京物语》中从小城出来的平山夫妇，决定在一个美好的时间，带着笑容，带着心愿，到东京的儿女家中看看，但结果有些令他们失望。
平山和老伴坐了一天的火车，随后迎接他们的是陌生的东京和冷漠的儿女。大儿子没时间陪他们，时常不见踪影，难得周末带他们出去转一转，结果还被人叫去看病。他们的大女儿是一间小美容店的掌柜，便宜的饼干在她看来已是对父母的款待，价格高一些的糕点他们好像不配享用。她叫来大儿子，两个人商量如何打发父母，好让他们不至于整天待在楼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于是平山夫妇接受他们的安排，开始了一段在儿女看来费用非常划算的旅行。
目的地到了，这里的大海优美宁静，他们住的廉价旅馆却十分嘈杂，年轻人的歌声和打牌声让老夫妻无法入睡。第二天，在海边，平山决定离开东京，返回家乡。这时的他，对儿女心有不满，就像眼前海面轻微的波澜，但对孩子的爱，又像大海般宽广，愿意包容他们。
《东京物语》讲的是市井百姓的家长里短，说的是烟火人生的多般滋味。老一辈和新一辈，传统和现代，古老的亲情观念和都市生存方式，在影片中交错显现。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依然鲜活，类似的戏码，经常在现实中上演。
老朱和平山都是东方人物，西方的父亲也会“粉墨登场”，来城市看望自己的儿女。意大利电影《甜蜜的生活》由松散的段落组成，其中有一段是男主角马切洛的父亲进城来找他。导演费里尼的镜头流畅，不过十来分钟，就清楚自然地交代出父亲的性格和经历：住在没有夜生活的小镇，从镇上坐火车来罗马要四个多小时;年轻时是个不知归家的男人，擅长对女人献殷勤，掌握一些开香槟和跳舞的技巧。这样的人，跟沉稳得近乎沉默的东方父亲不同。
儿子带他去夜总会，喝威士忌酒，看歌伎跳舞，听小丑吹奏，这比进城来的老朱和平山的生活要灯红酒绿、丰富多彩。
影片中，来到罗马的父亲一直笑声爽朗、高谈阔论，但到了后来，他突感身体不适，情绪大转。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父辈们似乎都有些迷茫。面对纽约，老朱虽有教堂的塔尖做指引，但还是走着走着迷了路;面对东京，平山不清楚儿子住在市中心还是城郊;面对罗马，在黎明快到来时，马切洛的父亲突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变得不安。这个一直在路上的人，瞬间就忘记了刚过去的快乐的夜晚，他只想赶上五点半的火车，回到小镇，回到家中。或许，父亲的这一晚正是马切洛生活的写照和预演，后者整日声色犬马，到头来不免走向落寞和空虚。
看起来，电影里进城的父亲大都有些遗憾，不无失落。城市是年轻一代打拼的地方，父辈们更多的是在其边缘行走的人。他们背着不同的往事，带着各自的心事，来到儿女的城市，面对的是意想不到也不想看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