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人指点，阿切尔沿着圣奥古斯丁的沙面大路走到韦兰先生的住所，他看见梅-韦兰正站在一棵木兰树下，头发上洒满了阳光。这时，他真奇怪自己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来。
这儿才是真的，这儿才是现实，这儿才是属于他的生活。而他这个自以为藐视专制羁绊的人，竟然因为害怕别人会以为他偷闲而不敢离开办公桌！
她的第一声呼喊是：“纽兰——出什么事了吗？”他想，假如她立即就从他的眼色中看出他来的原因，那就更像“女人”了。然而，当他回答“是的——我觉得必须见见你”时，她脸上幸福的红晕驱走了惊讶的冷峻。他看出，他会多么轻易地得到家人宽容的谅解；即使莱特布赖先生对他稍有不满，也会很快被他们用微笑加以化解。
因为天色尚早，大街上又只容许礼节性的问候，阿切尔渴望能与梅单独在一起，向她倾吐他的柔情蜜意、他的急不可耐。距韦兰家较晚的早餐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她没让他进家，而是提议到市区远处一个古老的桔园去走一走。她刚刚在河中划了一会船，给细浪罩上一层金网的太阳似乎也把她罩在网中了。她那被吹乱了的头发披散在微黑发暖的面颊上，像银丝般熠熠闪光。她的眼睛也显得更亮了，几乎变成灰白色，清澈中透着青春的气息。她迈开大步，走在阿切尔身旁，脸上平静、安详的表情酷似一尊年轻运动员的大理石雕像。
对阿切尔紧张的神经来说，这一形象就像蓝天及缓缓的流水那样令人安慰。他们坐在桔树下的凳子上，他用胳膊搂住她并亲吻她，那滋味就像在烈日下喝冰冷的泉水一般甘甜。不过他拥抱的力量比他预想的大了些，她脸上一红，急忙抽回身来，仿佛被他吓了一跳。
“怎么了？”他笑着问；她惊讶地看着他，说：“没什么。”
他们两人之间多少有点儿尴尬，她把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除了在博福特家暖房里那次短暂的拥抱之外，这是他惟一一次亲吻她的唇，他看出她有些不安，失去了她那男孩般的镇静。
“告诉我你整天干些什么，”他说，一面把两臂交叉在后翘的头下面，并把帽子向前推了推，挡住日射。让她谈论熟悉、简单的事情是他进行独立思考的最简单的办法，他坐在那儿听她报告简单的流水账：游泳、划船、骑马，偶尔有军舰开来时，到那个老式旅馆参加一场舞会，算是一点变化。从费城和巴尔的摩来的几个有趣的人在客栈举行野餐；因为凯特-梅里得了支气管炎，塞尔弗里奇-梅里一家来这里打算住三个星期。他们计划在沙滩上设一个网球场，但除了凯特和梅，别人谁都没有球拍，多数人甚至都没听说过这项运动。
这些事使她非常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阿切尔上周寄给她的那本羊皮纸小书（《葡萄牙十四行诗》）她只能翻一翻，不过她正在背诵“他们何以把好消息从格恩特传到艾克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读给她听的东西；她很高兴能够告诉他，凯特-梅里甚至从未听说过有个叫罗伯特-布朗宁的诗人。
不一会儿她跳了起来，嚷着他们要耽误早饭了。两人急忙赶回那所破旧的房子。门廊没有粉刷，茉莉与粉色天竺葵的树篱也没有修剪。韦兰一家就住在这里过冬。韦兰先生对家务事十分敏感，他畏惧这个邋遢的南方旅馆里种种的不舒服，韦兰太太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年复一年地拼凑仆从人员——一部分由心怀不满的纽约的仆人组成，一部分从当地非洲人供应站吸收。
“医生们要求我丈夫要感觉跟在自己家中一样，否则他会很难过，气候对他也无益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她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费城人和巴尔的摩人解释说。韦兰先生正眉开眼笑地看着餐桌上奇迹般摆上的最丰盛的菜肴，见到阿切尔马上说：“你瞧，亲爱的，我们是在野营——真正的野营。我告诉妻子和梅我要教教她们怎样受苦。”
对于年轻人的突然来临，韦兰先生与太太原本与女儿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事先想好了理由，说他感觉就要得一场重感冒，而在韦兰先生看来，有了这个理由，放弃任何职责都是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