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十九章 陌生人(6)

    余光中先生是汉人，这样说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汉人，这样做很奇特。

    其实，这是他做出的郑重选择。

    越是动荡的年代越有选择的自由，他运用了这种自由。

    有不少人说，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种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无法选择。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为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给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种固定人群的被动承担，那么，这种文化和这种人群，都会失去生命的创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必然导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这种布置中有豪华金饰，也决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负着自己选择的中华文化，出现在自己选择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与成吉思汗在一起，召来了他在中华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处机的道家。

    这一来，成吉思汗本人也开始进行文化选择了。对于位及至尊、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来说，这种文化选择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如细雨润物，如微风轻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头来，对这两位博学的智者露出笑颜。

    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现的文化选择，今天想来还觉得气壮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

    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做了文化准备。

    这两个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文人虽有文化身份却没有行为身份，使文化变成了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谁也不指望这种标签和这种额头与苍生大地产生关联。

    经过以上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相反的人格结构——

    第一个人格结构：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飘忽模糊的，中间的文化身份是坚定明朗的，眼前的行为身份是响亮清晰的。

    第二个人格结构：夸张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为。

    也许，在我们中国，最普及的是第二个人格结构，因此耶律楚材显得那么陌生。

    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人世灾祸的第一线，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实实地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的进程，那么，耶律楚材对我们就不陌生了。

    最后提一句，这位纵横大漠的游子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他的墓和祠还在北京颐和园东门里边。我每次都是在夕阳灿烂时到达的，总是寂寥无人。偶尔有人停步，几乎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颐和园留下他的遗迹，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还曾因此猜测过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数民族皇帝的人格结构，并增添了几分对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