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二十二章 十万进士(2)

    这笔时间账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谕，废除科举。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行政管理专家。

    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三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才华和学术能力的考察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多数状元诗文不佳，学问不深，这当然是真的，但做官，本来就不太需要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都要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那就需要为他们“创造”一种“资格”。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

    做官的先天资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创造”做官的后天资格。平日见到有文韬武略的人，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公平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至于以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治国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这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

    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有了相对统一的评判者，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开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