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找寺院或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丁志》“戴楼门宅”条记，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可见，如果单从居住来说，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明清“京漂”会馆成为首选落脚点
元、明、清朝均定都于北京，所以这一时期的“京漂”已与现代无异，多来自南方，乃名副其实的“北漂”。
元朝时北京城称为“大都”，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连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游记显示，当时的大都确是“宜漂之城”，相当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
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会所”。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年18岁的梁启超来京参加春闱，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当年冬天，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因没房子，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群体的存在。当年，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由于所带盘缠不多，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到清代，京城会馆大增。据清吴长元的《宸垣识略》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光绪年间更猛增近400处，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且有“举子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会馆在方便北漂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时期北漂人口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