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童年(2)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虐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吹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两人若有幸活下来，便让下一代联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儿子的那位同志声名远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儿，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妈的家族。贫穷的同志带着女儿去找大富大贵的同志，小心地提起当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门当户对。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仆人们都说我祖父真是一条讲义气的好汉子，硬是逼着长子与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扬的姑娘成亲。难怪这个儿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当然，甜妈有另一番说辞：“你的母亲，是一个勉强算是中等家庭里的小妾生的。那个小妾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到了十六岁仍矮胖不堪，但据说可以像她妈妈那样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荐给了你父亲，你父亲说我真是贤惠的妻子。我坚持公马一定要有母马配，母马生小马，那么他就不是骡子了。”

    根据甜妈的说法，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礼貌，像陌生人似的”。实际上，父亲是体贴过头了，母亲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甜妈说：“她是个阴谋家，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戴着花形发夹，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后抬起脸痴痴地对你父亲笑。噢，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总是向你父亲要钱，替她的九个哥哥还赌债。得知她家里简直是蛇窝真是太晚了。你长大可别像他们那样，否则我就让老鼠半夜跑进来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