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鬼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得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力“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看，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智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掀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她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个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波级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