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羡慕读书快，记忆力又好的人。《红楼梦》写贾宝玉在沁芳桥畔桃花树底下偷看《会真记》，被林黛玉发现。林黛玉接过去一瞧，便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到一顿饭功夫，十六出一口气看完，还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我想自己读书能有黛玉这功夫那该多好啊，说不定会成大学问家。我读书偏偏很慢。读得慢，量自然少。我终于没有成为一个学问家，不过一个半吊子文人。
我读书慢，只因为从小缺乏阅读训练，没有读书的童子功。我生长在湘西山区，祖上虽有读书人，但到了祖父、父亲一代，书香气脉已经很弱了。我父亲读到小学，在村里已是很高的学历。父亲虽然算不上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打成右派分子。反右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我父亲既不“资产”，又不“知识”。他回到村里却是少有的文化人，做了生产队的会计。
我小时候，家里只有算盘和账簿，并没有经史子集之类。我的祖母目不识丁，可她说话却是文绉绉的，满口之乎者也。我祖母常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我根本听不懂，就在心里暗笑：我又不是老大，为什么要伤悲呢？祖母见我冥顽不化，又恨恨地对我说：“你呀，你以后悔之晚矣。”我至今不明白祖母的书面语言是从哪里来的，说得那么恰到好处，又那么自然流畅。她老人家平时说话，最好四六八句，颇有骈体文风。
那时乡村几乎找不到书。记得头一次接触到小说，并不知道有小说这概念。有天，我在大哥床头发现一本残破的书，繁体竖排，书角翻卷，纸质腊黄。我半认半猜，隐隐知道一个叫宝玉的人，同一个叫袭人的做了什么事。那袭人应该是个女的，书里用的人称却是“他”。后来，我只要听说黄色小说，就会条件反射联想到《红楼梦》。因为，那书纸本来就是黄色的，且又写了男女之事。这是七十年代初的事。
我真正开始阅读是八十年代中期上了大学。我上的是家乡一所专科学校，如今改名叫怀化学院。学校刚从老校址搬到怀化，图书馆原本不丰的藏书被分成两半，一半还留在尚未搬迁完的老校区。刚刚进校，老师发给我们长长的阅读书目。可是进图书馆去查，很多书都是没有的。市里有家小小的新华书店，别说书并不多，哪怕有书也掏不起口袋。我星期天会去书店，假装找书却在看书。那时书店是不准蹭书看的，我这看书本来就慢的人，就跟做贼似的心虚。有年为了应付考试，跑到街上看了几天连环画。那时，很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有连环画。同学见我复习时很轻松，问：这些书你是哪里看的？我道破天机，引得很多同学上街看连环画去了。
倘若谁从图书馆借到了书，就在寝室里周转完了才还回去。当时我们学校图书馆有个莫名其妙的规定：借书时要注明计划还书时间。大概是为了加快图书周转之故。如此就苦了借书出来的同学，注定是要冒着挨批评的风险。记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就是从寝室同学手里拿来看的。傅雷先生的译笔，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拿在手里，纸张泛黄发脆，散发着淡淡的霉味。那部书给我带来的心灵和情感冲击，至今回忆起来仍是那么鲜明强烈，仿佛雷电与鲜花同时迸放出炫目光彩。我对音乐、对友谊、对爱情的启蒙都来自于它。罗曼·罗兰对克里斯朵夫与奥多和奥里维之间友情的描写，对葛拉齐亚爱情的描写，我现在仍觉得是至纯至美的人间绝唱。这部书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我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一些话，比如“没有一场深刻的恋爱，人生等于虚度一样”；“只有具有伟大的心的人，才配称为英雄”；“扼杀思想的人，是最大的杀人犯”。那时候单纯，一部小说，一句名言，真会影响自己的人生观。从那时起，我总是有意识要求自己，一定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见解。
我最初喜欢的是读外国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斯汤达、哈代，等等，大凡图书馆能找到的书，都读完了。但图书馆藏书太少了，托尔斯泰的作品除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复活》，再没有其他的；巴尔扎克的也只有《高老头》、《欧也妮与葛朗台》。这些外国文学作家，影响我至深至重的是托尔斯泰，他的文学光辉和人格光辉照耀了我很多年。从托尔斯泰那里，我领悟到伟大的文学家，必须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