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冒险（第四部）(2)

　　在巴尔干半岛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我度过两周时间，向日本的新闻社发送过不少通讯稿和相片。这个面积小然而土地肥活的国度，曾是纳粹德国的粮食，解放之后，才率先垒砖，砌起第一座小型高炉，目前该国的斯拉夫人都热衷于工业化，但在国内的角角落落，依然洋溢着农民气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意识到自身在气质上对农民风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分投缘。自然还了解到即使是人口熙熙攘攘的某国，也替代不了这个人口数不如东京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小的农业国。我爱好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爱好这儿独特的带酸味的奶汤，（本地人称之为特儿多拉，但如按我的发音，由该国人听来，就像是个魔鬼之名，会叫好心的侍者们大吃一惊的。）爱好那儿的葡萄酒。坐上捷克的司库台，只须二十四小时，便可以从这国的一头开到另一头，这就是说，我可以从伏尔加河畔到里海边，在全国纵横旅行，写成热情的通讯，向外发稿。在这个国家，仍有濒临死亡但还在挣扎的“魔影”（ｄｒａｃｕｌａ）到处徘徊，这点足以说明这几年来该国的历史奥秘，可我并不想就这么严肃冷峻的课题写什么通讯，只想和该国人民结成宽厚大度的朋友关系。我想为他们起到友善的宣传家作用。结果，在三周的逗留之后，当我由长满荨麻的首都机场出发时，我体验到像背离东北山村出外闯荡的贫农儿子的伤感情绪。而当我的飞机途经希腊飞向巴黎时，我的头脑已经热衷于和斋木犀吉重逢的喜悦之情了。在雅典，我按×××鹰子美术明信片上巴黎，伦敦两处地址分别拍发了电报。若他们仍在巴黎，按理会到机场来接，而如果他们已返回伦敦，则可在爱（尔兰）法办事处留下话和我联系。

　　可在隆冬和奥利机场，犀吉他们却没露面，航空公司的所有窗口，也没见着他们的留言。我只得独自设法为自己找个旅馆。在机场大楼我托了个法国姑娘给介绍了一家最廉价的旅馆。结果，在圣日耳曼广场后面称为弗朗西斯路的小巷边的旅馆里安顿下来。这里通向我房间的暖气管全然没法使用，而这层楼面所有住客公用的厕所，由于有暖气管的主管道，像小河马栖身的丛林湿地那样闷热——就是这么个旅馆。随后我给伦敦、巴黎两处地址发了信，通知他们我已到达。我起先认为犀吉他们可能去意大利或瑞士旅行了。我的电报也许空留在他们旅馆帐房间或套间的女侍者手中了吧。事实上，犀吉并没出外旅行。他们在伦敦的套间里确实收到了我的电报，只是没工夫去接我罢了。当时他们正深深陷入于极度混乱的漩涡之中，以致在航空公司的办事处送个留言也不可能。不计后果的我，恰在此时，乘上喷气机，投入这个最糟糕的黄鼠狼套子之中。事情的真相，直到我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清晨接到犀吉由伦敦发出的明信片方始了解。犀吉潦草地用极尖的２Ｈ铅笔，像镌在铜版上的锐角文字那样刻上明信片。（单由字体看，我已了解到犀吉的情况大好而不妙了。）信上说：“鹰怀孕，无法坐飞机。可疯女人又不准我和阿晓同去巴黎。而阿晓则说不愿独留伦敦。故我们没能去接你。望你立刻来伦敦。坐半夜末班机有折扣。抵达时拨如下号码电话给我。犀”

　　犀的文字一离开我的双眼，我耳边便似乎响起犀吉凄厉的叫声。我不可能相信犀吉以上的辩解，他是个失了信也决不辩解的男子汉。尽管如此，可鹰子怀了孕，斋木犀吉要当爸爸了，这事儿究不知从何说起！犀吉准在手足无措了。我决定立刻去伦敦，在巴黎的四天，我除了去新闻社分社领得妻子的汇款外，其余时间一直枯坐在圣日耳曼教堂附近的咖啡馆。那个小小社会主义国家和我的友谊，每天每天在发生反作用，使得我懒于活动，犹如一个有着酸涩柠檬样脑子的糖尿病老人一般。我如此这般坐等犀吉的音耗，此外别无动作。我此次来到巴黎，其目的恰如全都集中于犀吉一身，没有犀吉的巴黎，当然引不起我的兴趣。从而一接到犀吉的明信片，我便迫不及待如虚火上升般渡过多佛海峡，到那似乎谁都是块未开垦荒地似的英格兰岛。

　　２

　　我在伦敦郊外希思罗机场降落，用古怪的英语在海关勉强作了对答，这时时间已晚（格林威治天文台标准时间刚过晚上十二点），便按犀吉写来的号码拨通了电话。先来接电话的是带着粗嗓音男声，但却仿佛女子般有些腼腆，说一口纯正英语的英国人。我慌乱地反复说出犀吉之名，我甚至疑心拨错了电话号。在电话一边，听得到有年轻姑娘般不耐烦的笑声，还有像是老年学生那样古怪的淫猥的耳语声。来听电话的还有一个男子，我就和这说话像鸟语叽叽喳喳又尖又细的男子对谈。接电话的男子一面说着体己话，一面像是把听筒紧按在喉边，致使我多次听到他们透大气似的体内音。万般无奈，正想放下听筒，忽而听到简直像是昨天刚分手似的犀吉的语声：“喂，现在刚到吗？洛伊和特里方才跟你闹着玩儿的。在原地等着我，好吗？马上来接你。”他平静地说。“好，我等着。”这瞬间我不由得感到失望，心里想，这次从东京到伦敦这么长距离的旅行，难道全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