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手笑沙鸥（89、那些砍了头的树）(2)

    中国人只要不是懒汉，似乎都在奋斗。他们就像身牵绳索的纤夫，喊着同样的号子：要快！要大！要新！要多！要好！中国人能不着急吗？看看一年一度的富豪榜，巨富们的财富比小孩子吹气球还要快。千万、亿万、十亿、百亿，计算富人财富的数量级年年刷新，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扳脚趾头都早扳不过来了。世界顶级轿车宾利，普通版每辆也得八百多万人民币。我原以为这种轿车的最大销售国应是美国和日本，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穷了几千年的中国。山西煤老板团购悍马和别墅的财富神话，经常在饭局上听人说起，感慨系之，向而往之。有报道说，北京价值近四千万的最昂贵别墅，也是山西人买下的。还有一位南方富豪，在某城市的近海建造了飘浮式别墅，造价之巨外人不得知晓。因海上建别墅有违法律，每当警察干预，富人就雇巨轮把他的别墅拖往公海。海上别墅的材料极易腐蚀，必须不停地翻修，费用之大难以想象；仅仅是隔三岔五同警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也不知要花多少钱。

    人家都这么有钱了，你还能坐得住吗？我没能力就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做出调查，只能“见微知著”作些所谓的“文化观察”。记得中国八十年代以前，常见的酒店名称通常是某某宾馆或某某饭店。这些酒店名称很快就显得落伍，近二十年新建的酒店先是一律要加上一个“大”字，慢慢发现仅仅加一个“大”字还不够，还得加上“国际”二字。中国人办事，俨然都是国际视野。中国人走遍地球每个角落，一不小心就会买回自己制造的东西做纪念品。这是个真实的神话，颇能鼓舞早就不太自卑的中国人。过去常见批评“求大求洋”，现在很多中国人“洋”似乎不屑一求了，“大”却是孜孜以求。房子的“大”，当然大到别墅。可别墅似乎还不够，开始要建庄园了。若依中国国情，应该禁止建造别墅，可前几年中国不少城市都号称进入“别墅年”和“别墅时代”。政府总是睡醒了才说话，等它开始限制别墅用地，无数别墅早已是“城市包围农村”。乡村在城市面前的退却，不光是土地的消失，还有土地上生灵的劫数。城里栽树，必须栽大树。无数在乡间默默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树，一夜之间就砍了头，被七手八脚地拉进了城里。慷慨的城里人在水泥地里挖出方斗之坑，把那些无拘无束的乡下大树圈养起来。中国人自古都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现代中国人失去了耐心和胸怀。他们要自己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