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一所新的大学的建设过程几乎无例外是这样的：某个财东想要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做些好事，或者某个宗教教派想建一所学校使他们的信徒子弟在合乎规范的管理下受教育，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或教师。大学都是从一大笔存入银行的钱开始。这笔钱就用来建造校舍，实验室和宿舍。最后聘请有专业知识的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大学就办起来了。
但在中世纪的做法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明智之士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找到几个愿听他宣讲的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鼓吹一番，就好象现代站在肥皂箱上的街头演说者一样。假如他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演说家，群众就停下来听，假如演说乏味，他们就耸耸肩，继续走他们的路。久而久之，某些年轻人开始按时来聆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的言词，他们还带来记录本，一小瓶墨水和鹅毛笔，把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记下来。有一天下起雨来，老师和学生们就撤到一间空的地下室去，或到这位教授的家里来。学者坐在他的椅子上，年轻人就地而坐。这就是大学的起始。在中世纪，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教授和学生的联合体，教师即是一切，而校舍则无关紧要。
让我举一个例来说明在公元九世纪所发生的事。在靠近那不勒斯的一个叫做萨莱诺的小城里，有不少杰出的医生。他们吸引了那些极想投身于医疗事业的人们，于是就有了萨莱诺大学。这所大学存在了将近千年(直至1817年)，讲授曾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古希腊行医的著名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知识。
布列塔尼半岛的年轻神父阿培拉德，早在十二世纪就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渴望求知的青年人向这个法国城市蜂拥而来听他讲学。一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神父也前来解释他们各自的观点。巴黎不久即挤满了吵吵嚷嚷的来自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人群以及来自瑞典和匈牙利的学生。于是在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一座古老的大教堂的附近出现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有个叫做格雷希恩的僧侣为那些必须懂得教会律法的人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于是，年轻的神父以及许多俗人都从欧洲各地来听格雷希恩阐述他的思想。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该市的地主、小旅馆老板和房东老板娘的压制，就组织了一个互助协会(或称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接着，在巴黎大学发生了一起争端。非法籍的学生被逐出学校。与此同时，英皇亨利二世召回所有在异国学习的圣职人员。一批被开除的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组成了牛津大学的核心。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就此创始。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同样发生分裂。不满的教师(学生也随从)迁移至帕多瓦办学，使这个城市从此以拥有一所大学而自豪。自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遥远的波兰的克拉科夫，自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均是如此。
确实，这些早年的教授所讲授的很多东西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听惯了数学的对数和几何的原理。但我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十三世纪，并不是世界完全停滞的时期。青年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也是热情奔放的，他们对所学的东西，即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非得问个为什么。文艺复兴就在一片喧嚷声中形成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