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四个星期都要去板桥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为光取预防癫痫病发作的药。长期如此，已成习惯，几乎从来没有忘过。有一天，发现家里的药只够吃到星期天早晨，于是星期六前去取药，但是医院休息，弄得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我正在空荡荡的医院公共汽车站着急时，一位出来散步的住院老年病人主动问我怎么回事，然后告诉我不妨到一层的急症挂号处去打听一下。于是我到那里开了一张一天用药的处
方，临走的时候，好像是负责人的值班护士严厉告诫我：以后要提前来取药。
经过这一次教训，每个月快到月底的时候，家里人互相提醒，及时去医院取药，当然要避开星期六。我每次去取药总要浪费半天的时间，但发现如果在医院里看书，其实和在书房里没什么两样，于是便还主动要求去取药。
有一次，我在医院前面的大药房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身穿白大褂的年轻药剂师叫光的名字——处方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我走到柜台前，他和蔼地告诉我：“这副药费点儿时间，午饭后再来。”其实，我刚才听见药房内对讲机的对话，已经觉察到分药时出现差错，所以觉得这个药剂师说话不诚实。
我回到医院，走进餐厅。在这里，我已经吃了二十多年各式各样的饭菜。这里普普通通的三明治有的带有一种特殊的芥末味，曾经让我清晰地回想起光动手术前后的许许多多往事。那一天用餐的人很多，我坐在角落里，旁边的餐桌上，三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一边吃饭一边低声谈话。话题好像是给一个脑病患者——不知道是小孩还是大人——动手术的事，说是那位患者即使手术成功，也不能作为正常人重返社会，觉得徒劳无益。
不久以前，我在名古屋访问过接收重残儿童的医院。我想起当时看到的景象。一个精神孤独症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干干净净的地板上——这所医院的病房充满清洁舒服的味道。医生蹲在旁边耐心地鼓励他。他明天就要接受肠的手术。孩子一言不发，医生告诉他发现肠出现异常的过程；孩子不能通过语言理解任何东西，医生告诉他要忍受手术后的痛苦。我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想起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旁边那三位年轻医生也给我留下尽心尽责工作后辛苦疲劳的印象——当然，我没有勇气和他们打招呼。
那一天，我花费从未有过的长时间才取完药回到家里。第二周，儿子感冒发烧，没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在家休息。第二天抑或第三天的晚上，我被他痛苦的咳嗽惊醒，便起身走到他床边。儿子满脸通红，睁着一双潮湿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空中。我平时总是像对孩子，甚至像对幼儿一样对待他，心里总是挂念他的异常情况，而现在突然发现眼前的儿子完全像一个与真实年龄相称的大人。
接着，儿子出现想尽快从发烧的身体消除肉体痛苦和不安的祈祷般的愿望。我看着儿子，束手无策，上一周在医院取药时萌生的怒火——被自己捂下去——不由地重新燃烧起来。我大概也和儿子一样，满脸通红，呼吸急促。但是，躺在我眼前的忍受着发烧痛苦的儿子本身也起到让我平息怒火、冷静情绪的作用。
我面对不停咳嗽的儿子，能做到的只是给他枕边的杯子里添水，把他身上的毛毯盖好，然后熄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但感觉到这个星期一直堵在心口的郁闷已经消除，心情平静地重新上床……
长子光出生的时候发现头盖骨有缺陷，把长在外面的瘤子一样的东西切除下来以后，再用塑料板修复缺陷部分，经过这些手术以后，他才算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我已经多次写过，为光做手术，并且在手术以后长期定期检查、一直鼓励光勇敢生活的是日本大学附属板桥医院脑外科医生森安信雄博士。受到森安医生治疗和鼓励的不仅仅是长子光一个人。他对于我们全家来说，还是心灵上的医生。
几年前森安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夫人给我寄来三页日记复印件。与学者、作家的日记不同，他的日记本的格式十分实用，字体认真工整，风格长年不变，显示着他的性格。夫人寄来的日记复印件记述着我和光的事情。大概夫人在先生去世之后细心阅读他的日记时发现的吧。
第一页有很多记述，其中涉及我的只有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