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日晚间NHK播放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摄像师朋友们长期合作共同制作完成的。今年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很早就开始策划制作一部主题为《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节目。我对电视节目制作本不熟悉，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接受了节目策划这样大难度的工作。
我从长子光出生的那一年夏天开始，就经常去广岛。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我
的把以广岛为中心思考社会、世界和人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我对广岛的体验写在《广岛札记》里，后来又写过不少各种形式的文章。其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人类在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核武器打击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这种表现绝不过于草率——悲惨事件。而且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极具“威力”的核武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被原子弹轰炸的人由于放射线污染造成第二代人的各种疾病，受害者老年后会出现白内障、癌症等病症，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剧至今仍在继续。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的是，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那一天开始，各种各样救助原子弹受伤者的活动就开展了，而且今天还以新的形式继续着。今年夏天，我在广岛见到这样一位老年妇女。她十七岁时遭受原子弹轰炸，当时她新婚不久，丈夫应征上了前线，自己不仅要忍受被烧伤的肉体痛苦，而且还要忍受在夫家受歧视的精神痛苦，但她仍然顽强地生活下去，抚育孩子，后来成为广岛演讲团的一员，向年轻人讲述原子弹轰炸的惨祸。她这样的人，从四十五年前夏天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核武器的威力和受害者的悲惨，为恢复人性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我经常想起他们的核心人物、原子弹轰炸医院重藤文夫院长。重藤博士担任广岛红十字医院副院长，赴任不久的那天，他在广岛火车站前面打算换乘电车去医院上班，遭到了原子弹轰炸。从下午开始，无数伤员抬进医院接受治疗。
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重藤博士是专门研究X光透视治疗的医生，他立即发现医院地下仓库里的透视底片被曝光，开始仔细观察轰炸中心地的方向与医院内外的受害者、受害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最早确认投在广岛的新型炸弹种类的判断者之一。
光在六月出生，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是那一年的八月。当时我还年轻，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脑部就不正常，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解决，心乱如麻。我为了撰写在广岛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报告文学而前往广岛。那次大会在苏联的核武器是否为了正义、和平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分裂。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我对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几乎一无所知、毫无经验，为什么会接受大会报告文学的撰写任务呢？
现在我能明确回忆起来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情绪的迫切要求。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另一个是当我接受《世界》杂志的年轻编辑一再要求撰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后，从当时借居的二楼窗户俯视他离开大门的背影，忽然发现那身影看上去悲凉楚怜。
这位年轻的编辑安江良介君现在是岩波书店的社长，成为我终生的好友。当年是他说服我接受这项工作，其实他把我从被残疾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拉出来写报告文学，大概也隐藏着自己的忧郁——他当时刚刚失去第一个孩子。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我筋疲力尽，但我还是抽空到广岛原子弹轰炸医院采访，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我觉得受到真正的鼓励，从内心深处治愈了自己的疾病。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人生视野……
在大学教过我的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渡边一夫教授，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做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重藤博士谈论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以及受害者的治疗问题时，显然认为对这次惨重的灾祸“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待苦难的态度。
我对这位年轻时专攻X光透视医学、具有不屈性格的医生恰好被派到广岛医院工作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自己面临人生第一次也许是最大危机的时候，能够在广岛听到医学专家的教导也觉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我在大学接受过另一位也是我终生老师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重藤博士的人生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