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洋的“左”劲暂时占了上风 泰外库、穆萨卷入了对伊力哈穆的批斗
谬误同样可以头头是道
在公社队部召集的组长以上社教干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尹中信主持下，会上介绍了清水大队和新生活大队开展四清工作的一些情况，清水大队，代表干部问题严重的一种类型，新生活大队则代表干部队伍相当好的一种。同时，尹中信提出了爱国大队七队乱搞小突击的问题，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尹中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工作干部受到农民的欢迎和信任。这就更加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却没有给我们以颐指气使的资本和权力。解放以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才有了今天的人民公社，才有了今天的渠道、拖拉机、条田和小麦良种，我们来搞四清，是在这一系列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为我们没有来以前农村的工作一无是处，一切要我们来了以后重新安排。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更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看成天神，而把广大农民、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看成群氓、看成混沌无知、嗷嗷待哺的孩子。更不要以为只要我们能多讲一点政治名词，能宣读几个文件几篇社论，开会的时候能成本大套地说一通就一定比农民，比农村干部高明多少，或者就能对农村的工作一定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不，不一定的。为了做好工作，首先得了解这里的农村，了解农村阶级斗争、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客观规律。了解本大队、本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我们能做的工作，只能是事物的客观过程所要求我们做，而且事物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解决的可能的。只能是群众已经认识或者经过教育可以认识，可以做得到的。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不应该做得比这个更少，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多，弄不好，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瞎指挥，就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
“清水大队和新生活大队的工作，好就好在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又是依靠群众的，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清水大队揭出了一个大贪污集团，这是他们的成绩。新生活大队没有这样的贪污集团，他们着重健全财务制度，改善干群关系，发挥贫下中农的作用，制定农田建设的全面规则，这也很好。而爱国大队七队就搞得不太好。我们的个别同志在那里孤家寡人，脱离群众，用想当然的主观臆断来代替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实际上是颠倒了敌我和是非，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引为教训的……”
章洋在来公社参加这个会以前两天，收到了泰外库签名、按手印的对于伊力哈穆的控告，并叫玛依娜尔译成了汉文。于此以前，何顺已经把库图库扎尔对伊力哈穆的揭发谈话记录归纳、整理出来。章洋又亲眼看到了泰外库怒斥米琪儿婉、悲愤痛心的场面。汲取上一次轻举妄动的教训，章洋力求普遍地问了问、听了听社员们对于库图库扎尔和泰外库的反映。对于前一个人，虽然在重用包廷贵的问题上人们略有不满，普遍还是很尊重这个减租反霸以来一直奔奔走走、出头露面的老干部的。至于后一个人，更是众口一词，一致肯定他是个光明正大，勤劳直率的青年。而且，他还有一个好条件，他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干部，没有管过一件哪怕是记工分之类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干干净净、清如山泉的社员。这样一个社员，（而且据了解他曾经是伊力哈穆的好友，）现在写了材料，又对四不清干部的老婆（米琪儿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实在是一个极其令人鼓舞的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组织的那次“小突击”。
这样，回想起来，他组织的那项小突击并没有什么不对。库图库扎尔说得好，尼牙孜被谁打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他组织的那次会并不是要审理一个小小的殴打案件。在尼牙孜和伊力哈穆的关系上，尼牙孜是受害者而伊力哈穆是加害于人者。尼牙孜的牛的死亡 ，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尼牙孜欠了那么多账，这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而且，说实在的，新生活大队提供的关于尼牙孜挨打的情况就一定那么可信吗？章洋不过是不准备花更多的精力纠缠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上罢了。
那么，为什么尹中信要批评他呢？翻一翻泰外库的“控告”，看一看库图库扎尔的揭发，想一想尼牙孜的申诉，互相都是吻合的，可以互为旁证。再想一想集训期间反复学习的文件，他更感到自己做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