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秋天了，秋虫在茂密的青草中叫着，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在这个时节开了，点缀在山谷中，一阵淡淡的花香慢慢地飘过青草尖被我闻到了。这很奇怪，虽然我早已经没有嗅觉器官了，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能闻到花香，初时觉得很淡，但渐渐地就感到了一种浓郁的芳香，就象家乡的小姑娘常常在马路上叫卖的白兰花。
小时候，我家屋后有一个小天井，天井里曾经种满了无花果树和竹子还有各种各样不知名的花，后来没有人管这个小天井了，在地上又长满了高高的野草。我就常常在夏天或秋天，躺在野草丛里，身体完全被野草掩盖起来，静静地闻着花香，听着蟋蟀的叫声，看着阳光从头顶照射下来，穿过无花果树的树叶和竹叶，稀稀疏疏地洒在我的脸上。据说无花果树是不吉利的，所以躺在树下的我总是被大人训斥。果然，我只活到了二十岁。
这片军事分界线以南的荒凉山谷里自然没有无花果树和竹林，有的只是野生的松树和栗子树，还有慢山遍野的野草，现在的我就象小时候一样，躺在几乎有半个人高的野草底下看着天空。天上的白云象瓦片一样堆积着，我必须承认这里的云彩特别美，也许是因为除此之外我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已经这样躺了将近五十年了。
如果我还活着，那我快七十岁了，我能想象我的头发全白了，或者全掉了，弯着腰，弓着背，和满堂子孙在一起。不过，我不喜欢那样，我讨厌衰老，非常讨厌，甚至可以说是对衰老充满了恐惧，所以，我还是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我自己觉得我依然还是二十岁，尽管我只剩下了一把枯骨。
起风了，我居然能感到这风里所隐藏的凉意，风从日本海上吹过来，翻过高高的太白山脉，落在这片山谷中，野草尖被风掠过，轻轻地摇摆着。于是青青的草茎也左右摇晃地抚摸着我的骨头，软软地，就象妈妈的手。真不知怎么搞的，我又想起了妈妈，她现在如果活着，应该九十多岁了吧，我不知道我是算阵亡还是失踪，如果算是失踪，妈妈还能不能享受到烈属待遇。妈妈曾经激烈地反对我参军，认为我是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但最后当我真的要走的时候，她还是好好地给我烧了一顿饭菜，送我上了火车。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她的眼泪在簌簌地流淌，那么多年了，我的记性居然越来越好，许多情景清晰地让我触手可得。
山谷里的花儿开了又谢，有将近五十次了，于是，我学会了靠这个来辨别年份，这样算来，今年应该是2000年了。除此以外，下雪也能帮我辨别时间，冬天里，山上的雪特别大，把枯草全掩盖了，当然也包括我，我就隐藏在白雪之下，偶尔太阳出来的时候，雪线下降，我还能露出半个头盖骨，白色的骨头和雪的颜色融为一体，就象我活着的时候穿着白色的风雪衣在作战。一把枯骨是不会感到寒冷的，所以冬天里我还是过的比较舒服，尤其是运气好的话能晒到阳光，让我仿佛又有了做人的感觉。总而言之，我爱这里的冬天，但有时，我也会回想起1950年的冬天。
那年冬天，我是从浮桥上跨过鸭绿江的，我们的部队没来得及发上冬衣，在薄薄的棉衣包裹中，我冻得发抖，我的两只耳朵全冻坏了，我诅咒着这个倒霉的冬天，诅咒着朝鲜北方盖马高原的风雪。说实话，一开始，我连美国人的影子都没看到，只看到天上的美国飞机扔下的黑色炸弹在雪地里爆炸，许多人被炸死了，有的人被炸成了碎片，手指头和肚肠都是一节一节的，好不容易才拼成个整尸，却发现拼错了，把两个人拼在了一起。更多的人是冻死的和雪盲的，漫山遍野，有的时候我真的羡慕那些冻死的人，我猜他们都是在安静中死去的，没有痛苦，更重要的是身体完整。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保持着各种姿势，有的握紧了枪站岗，有的张大着嘴说话，还有的手舞足蹈着。他们浑身晶莹剔透象一件件雕塑一样，我不知道后人有没有冰雕，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冰雕。看到他们，我那时候既害怕又羡慕，因为那些被冻死的人死得实在太美了。可是后来，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有些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就开始发出了恶臭，据说来年的春天，长津江的两岸臭气熏天蚊蝇成群。
第一次看到美国人还是在冬天，我们匍匐在山上的雪地中，每人在薄薄的棉衣上覆着一层单布做的白色风雪衣，从远处看，还真以为全是雪堆呢。美国人坐在山下公路的汽车里，很远，看不清，只能看到车外巡逻的美国兵穿着厚厚的皮大衣一跳一跳的，这些家伙也被冻坏了。接着，我们的冲锋号响了起来，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向下冲去，在那座大山下，我们的白点子成千上万，就象是雪崩了似的。美国兵为首的一辆车样子挺怪的，黑黑的没有车窗，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装甲车，车上开着小孔，从小孔里喷出了一长串的火点子向我们打来。我看到我们冲在前面的人成排成排地倒下了，一声不吭地，胸口炸开一个大洞，然后从山坡上滚下去，身后流下一长串鲜血。然后，又有一颗颗炮弹打到了我们中间，我身边好几个人都被炸到了天上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唯独自己没事，脑子里反正全是一片白茫茫的雪，什么都没有了，连枪都顾不上打了，只管向下冲去。最后这一仗我们赢了，俘虏了他们好几百人，但是我们也在战场上留下了几千具尸体，全都就地掩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