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象的“潜规则”(3)

    不管从哪方面讲，衣着得体都会给你带来极大好处。知道自己着装适当就如同给我们注入了精神上的滋补剂。很少有人强大、泰然自若到可以丝毫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地步。如果因为你不指望也不希望见到任何人就把房间里搞得乱七八糟，你自己则不洗漱，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觉得这样的生活无所谓，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沾染上与自己衣着以及环境相似的乱糟糟的心情。你的头脑会变得迟钝，变得像你的身体一样懒散、随意、怠惰。另一方面，如果当你心情“抑郁”，感到病恹恹或无力工作时，不要蜷缩在被窝里或穿着睡衣躺在房间里，你应该好好地洗个澡——如果你能够支付得起的话，一个土耳其浴当然最好了——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以参加时装招待会的标准尽量仔细地梳洗，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十之八九，你还没有梳洗完毕，就会觉得自己的“抑郁”和病恹恹的感觉已经像噩梦一样一扫而光，而且你的整个人生观都会为之改变。

    在强调着装重要性的时候，我并不是指你应该像那个英国纨绔子弟布莱曼一样。布莱曼每年单单花在裁缝店里的钱就高达四千英镑，他还会为系领结而花掉足足几个小时。过分热衷于衣装比对其完全置之不理还要糟糕，因为这类人太在意衣着，甚至为它而“负债累累”，衣着成为他们生活的一切，他们因此会忽视对人对己最神圣的职责；或者他们会像布莱曼一样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对服饰的研究上。但是，我的确主张，从着装对自己对别人的效用的角度来说，根据我们职位的要求，在收入允许的范围内穿得尽可能得体恰当是一种义务，它同时也很经济实惠。

    许多年轻人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即认为“穿着得体”就是要穿得华贵，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他们陷入了与那些认为衣着根本不重要的人同样的误区。他们把本该用于学习知识的时间浪费在研究梳妆打扮，浪费在盘算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购买不同款式的帽子或领带或外套上，而这些商品都是他们从新潮的商店里见过的。如果他们实在买不起这些中意的商品，他们就会买一些廉价的、俗气的仿制品，而这些东西只会使他们看上去荒谬可笑。这类男子会佩戴廉价戒指、染成朱红色的领带，而且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职位较低的人。卡莱尔曾将花花公子描述为“一个被衣服包裹起来的人，一个生意、工作甚至生活的全部就在于穿衣服的人，他的灵魂、精神、身体以及钱包的每项功能都无一例外慷慨地奉献给了这个唯一的目标”。而我们说的这些人就像卡莱尔笔下的花花公子，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穿戴，没有时间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或者在事业上进一步有所作为。

    过分注重穿着的姑娘就是上述花花公子的女性版本。二者的行为似乎都与自己的着装有一种微妙的联系。他们高声喧哗，浮华又粗俗。他们的衣着风格显示了自己的性格，甚至比那些穿戴随意、衣着不整的人的性格更招人反感。世人都认可一点事实，即莎士比亚所说的“服装往往昭示着穿衣人的一切”；男人往往由于自认为迷人的装束而遭到众人的责难，女人也同样如此。乍看上去，通过着装来判断一个人显得草率而浅薄，但是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通常情况下，着装的确可以反映穿衣人的判断力和自尊心；有志向成功迈进的上进青年就应该如同选择朋友一样仔细地选择服装。因为虽然有句古老的格言是：“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品性。”但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哲学家还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只要我看过一个女人一生穿过的衣服，我就可以写出她的传记。”

    西德尼·史密斯说道：“教育一个女孩美貌毫无价值、衣着毫无用处，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啊。她一生的前途和幸福常常就取决于一件新衣服或者一顶迷人的帽子。如果她有点基本常识的话，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最了不起的事是教会她美貌和服装的正确价值。”

    毫无疑问，衣服不能造就人，但是却能够对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普兰特斯·马福德说过衣服是一个种族净化灵魂的途径。当我们想到衣服对个人卫生的作用时，就会知道这绝不是夸张的说法。比如让一个女人穿上一件破旧的脏衣服，那么结果就是：不管头发是披散的还是束起来，脸和手干净与否，穿的鞋子多么随意，她都无所谓，因为她会争辩：“随便什么都足够配得上这件破衣服。”她走路的姿势、她的行为方式、她的整体情绪都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被那件破旧的衣服主宰。假使她发生了变化——穿上一件精致的薄纱衣服，那她的表情、举止肯定会大不一样！她的头发一定梳理得整整齐齐，这样才会和衣服协调；在轻纱的笼罩下，她的脸、双手以及指甲也一定会变得洁净无瑕；破烂的旧鞋会换成合脚的新鞋；她的情绪也会转向新的方向。在穿着干净新衣服的人和穿着肮脏旧衣服的人面前，她会对前者表现出更大的敬意。“你愿意改变你的一贯思维吗？改变你的服装吧，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它神奇的效果。”即使像伟大的博物学家、哲学家布丰那样的权威人士也承认衣服之于思维的影响。他如果不穿整套正装的话就彻底无法思考。因此在进入书房前，他总会穿上整套正装，甚至连佩剑都不略去。